“應該是把最自然最符合天性的東西還給孩子，而不是一點點剝奪走。”

　　因為在暢銷書《好媽媽勝過好老師》上公布了自己的郵箱，教育研究者尹建莉每天都能收到來自全國各省市的郵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與農村寄宿學校有關。看多了之后，她越發相信：寄宿制對孩子的身心發展害處大于益處。

　　給尹建莉寫信的基層教師往往是來求助的：我們這兒有這么個孩子，特別特別多問題，沒法管，該怎么幫助他？

　　仔細一問，十有八九情況“特相像”：父母在外打工，孩子從小在學校寄宿。

　　“一個孩子，他住在只有十幾戶人家的一個村子，學校沒有操場和電腦室，為了讓他能獲得‘公平的教育’，就把他簡陋的學校取締，把他和同學們轉移到很遠處的另一所小學上學，一周或一個月才見父母一次。新學校為孩子們提供了操場、籃球架、電腦等種種可見的硬件，卻奪走了他享受母愛和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尹建莉曾經在一篇文章中發問，“這樣對‘公平’的追求，是不是制造了更大的不公平？”

　　她曾激烈抨擊過“寄宿制可以培養孩子自理能力和集體意識”的常見觀點：“按照這樣的邏輯，孤兒院的孩子受到的早期教育應該是最好的。”

　　在她看來，教育史上不乏前車之鑒：羅馬尼亞歷史上曾經因為鼓勵生育，而把一些家人無力撫養的孩子統一集中到國家教養院，由專門的保姆照顧。最后，這些相當于一出生就“寄宿”的孩子，多半在成年后情感冷漠，難以融入社會，甚至連與人溝通都困難。

　　在18～19世紀，英國也流行過寄宿學校，很多寄宿制學校提供的都是精英教育，但還是給學生們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印象。

　　而現在尹建莉遇到的實際是：“某縣教育局一名干部”，見面就特得意地跟她講“今年我們又撤了多少多少學校”。那種對教育外行的樣子讓尹建莉很生氣，“真正懂教育的人不會這么漠視孩子的情感需求”。

　　她不覺得這是家長里短的小事：“農村的這一茬孩子，如果他們的成長不能健康，他們的素養得不到提高的話，那整個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素養的提高，就是一句空談。這是很大的一件事。我們政策的大方向，應該是把最自然最符合天性的東西還給孩子，而不是一點點剝奪走。”

　　寄宿環境對孩子的負面影響，從歌路營的報告中已經可以看出一二。

　　譬如寄宿生的睡眠。根據山西一所高校對800名中小學寄宿生的調查，他們的睡眠狀況不容樂觀：中學生平均睡眠時間只有6.38個小時，三分之一的學生不同程度地失眠，27.38%的孩子患有輕度神經衰弱。而歌路營在重慶的調查也顯示，寄宿生睡眠狀況差，五分之一的孩子夜里容易醒。

　　報告認為，這種狀況與宿舍環境差，以及學校忽略學生感受的剛性管理有關。

　　另一部分則體現在成績上。

　　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在《近十年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現狀》一文中寫過：“學校距離遠、家庭經濟負擔重、學校配套設施不健全、學校心理疏導缺失等因素對學生成績的負面影響，超出了學校辦學條件改善等因素對學生成績的正向影響。”

　　也就是說，哪怕是在最功利的“提高學習成績這一方面”，寄宿制也沒有達成人們在提高教育資源配置時預期的良好目的。

　　相比之下，因為常年在各個農村學校第一線考察，杜爽對這種情況抱著更多的理解：面對突如其來的“撤點并校”政策，學校肯定是先建教學樓，再建廁所，讓硬件達標了，然后才能一步步關注到細節上去。

　　“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富有生機與創意的校園生活，是可以在任何時候，從任何小事上開始的。”

　　事實上，對學生住校，國家也有比較細致的規定。但對許多學校來說，光是達標，就已經不容易。

　　譬如，國家規定小學每50名學生、初中每百名學生應配備一名生活老師，而歌路營在走訪中發現，小學階段生活老師與住校生配比大約在1∶100左右。初中呢？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對河北某地的調查結果是1∶336，部分地區是1∶700。

　　杜爽把缺乏生活老師的原因總結為“既是原來未曾有過的崗位，又缺乏經驗沉淀”。根據歌路營的調查，70.34%的寄宿學校的生活老師，實際就是學生們的任課老師。

　　而現實的困難是，在目前“以縣為主”的農村教育投入機制中，縣級財政收入如能保證教師工資按時發放已屬不易，對于教師培訓經費更是無力承擔。按國家要求配置充足的生活老師，無疑給財政帶來更大的壓力。

　　至于更基本的，農村學校在營養、醫療、衛生方面所能提供給學生的條件，綜合各種情況后，歌路營在報告中給出的評價是：“目前難度甚大，依然任重道遠。”

　　總之，就像杜爽說的，問題更像是，面對突如其來的大規模“撤點并校”的改變，“不管是學校還是家長，大家誰都沒有準備好”。而她相信，如果問題能引起社會重視，讓教育人員觀念轉變，要改變現狀，未必會很艱難。

　　針對農村貧困地區常見的貧血問題，一家公益組織曾經設計過一項干預方案：在24所學校，給所有四年級學生每天口服一粒多元維生素片。

　　半年之后，那些每天口服一片維生素的學生不僅貧血率降低，數學考試的成績也提高了。

　　“一片維生素比雞蛋和牛奶更起作用，這個意識是學校和家長都缺乏的。”杜爽說。

　　在她看來，可能的舉措也包括給女生宿舍裝上窗簾，或是給每個班都購置一點運動器材。這里面也有門道：一副羽毛球拍顯然就不如幾個沙包或者一根大繩，廉價、可持續，還能讓更多孩子參與進來。

　　另外，歌路營正在推進一項名為“一千零一夜”的睡前故事項目：在每個宿舍裝一個小喇叭，利用學校里的電腦和功放，每天睡前播放一個15分鐘左右的故事。“我們不僅僅是看重這15分鐘的故事讓孩子喜歡，更重要的是，它向農村寄宿制甚至教育者傳遞著幾個很重要的價值。”杜爽說。這個項目可以說明，住校生大量碎片的“垃圾”時間，也可以對學生成長起積極作用，這種努力未必需要加重老師和學校的負擔，還可以柔化學校的管理。

　　青海湟中一所參與“新一千零一夜”項目的學校，因為電腦系統損壞，生活老師拿起參加歌路營培訓獲得的故事手冊，在廣播里給孩子們講了一個星期的故事，直到電腦修好。事后，老師說，沒想到孩子還這么喜歡聽我讀故事。

　　但是，正如杜爽所說，公益組織可以“提出問題”，可以“思考怎么解決”，甚至能夠通過對比試驗總結出可行的辦法，但這些方法還是需要教育部門的推動才能讓更多孩子受益。

　　而這幾年，一些有實踐的地方教育部門及學校，也已經開始直面寄宿帶來的問題。

　　杜爽可以一連舉出好幾個例子：湖北鄖縣教育部門在很多早期修建的宿舍樓里就修建了廁所和浴室，使得孩子們的生活比其他地區好很多；河北一些學校，因缺水不方便上廁所，于是校長們在宿舍里為孩子們配備了尿桶；重慶土地鄉一所經費并不寬裕的小學，校領導依然積極改善寄宿條件，為孩子們換新床、配備儲物柜，讓小小的校園透出溫馨的氣氛；還有一些寄宿制學校里，校長讓美術老師帶著孩子用畫筆把宿舍墻面畫成不同主題的畫面……

　　她說，歌路營之所以公布這份報告，正是希望人們思考一個問題：在“寄宿制學校廣泛存在”這一前提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我們還能夠做點什么？

　　她讓記者翻看歌路營的理事長陸曉婭在報告最后所寫的寄語：“如何減少住校帶給孩子成長的負面影響？首先要看到它，認識它，而不是蒙上眼睛裝作不存在……軟件的改善——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富有生機與創意的校園生活，是可以在任何時候，從任何小事上開始的。”

　　“人的心理健康必須要有自由的滋養”

　　又到了月假結束的時候，林曉妮準備送兒子上學，一看，孩子趴在床上，怎么喊都不回頭看她一眼。

　　這種“不讓媽媽看到”的狀態持續了一路。在去學校的路上，兒子還是用手遮著臉，林曉妮知道，兒子在哭。

　　“一回家他就不想睡，特別特別珍惜‘自由的時間’。”林曉妮說。孩子好像是成長了：他不再快樂，哪怕對以前特別愛吃、愛玩的東西也顯得漠然，他不再主動與母親溝通，有什么事情都自己處理，對于不能脫離寄宿生活，表現出一種老成的無奈。

　　林曉妮有時覺得，自己好像是把兒子推進不幸生活的“幫兇”。但她也知道，除了讓兒子在老家住校，還有什么辦法？

　　尹建莉的女兒也在初中時住過校，這讓她至今都覺得后悔。

　　她最初希望能為女兒謀求一個平等的學習環境——因為沒有北京戶口，如果在公立學校借讀，孩子就沒有機會參與學校活動，也不能評選“三好學生”，因此，考慮良久之后，尹建莉選擇了一所昂貴的私立寄宿制中學。學校里的條件很不錯，孩子每周都能回家。

　　尹建莉一度以為，比起在學校當一個“二等公民”，對孩子來說，這是更好的選擇。

　　事實上，再好的環境也難讓孩子適應母親不在身邊的生活。那3年是女兒狀態最不好的3年，尹建莉知道她不快樂，她為此找過學校老師討論是否學校管理出了問題，也想過小姑娘是不是遭遇了“青春期”的情緒問題。直到前一陣，與已經讀大學的女兒聊起來，孩子說：“媽媽，你就是不應該把我送去住校。”

　　現在尹建莉回想起來，孩子當時跟她說起學校的一些事，她都沒有意識到這是年幼的孩子在求助。“如果她天天都能回家，很多負面情緒當天就可以消化掉了”。但實情是，隔了一個星期之后，小孩自己也說不清發生過什么。她年幼、弱小，得不到情感支持，雖然事情都會過去，但問題都累積在心里。

　　而等她內心強大到能夠說出那一句“媽媽，你就是不應該把我送去住校”時，很多年都已經過去了。

　　尹建莉覺得，為了維護孩子的身心健康，學校至少應該為寄宿生做到這些：

　　首先，讓學生能常常與父母見面；

　　其次，教師得有愛心，他們的愛心，對兒童的影響會很深；

　　最重要的是，學校得給孩子充分的自由時間——“人的心理健康必須要有自由的滋養。不能因為他是住宿生，就把他的時間全都安排滿了，一定要給孩子很多的自由，讓他能支配自己的時間，去玩耍，去讀書，或者是去購物。把所有的時間都安排死，對管理來說是簡單了，但是對孩子的成長，是沒有好處的。”

　　最后，一定要把圖書館建好，“如果孩子有閱讀的愛好，那就等于又遇到了一位好老師”。

　　看上去，這些建議與陸曉婭對報告的總結不謀而合：

　　“如果我對自己曾經的住校生活有一些溫暖記憶的話，它是由郭老師的洗澡體操，由曹老師的宿舍故事，由熄燈后同學講的馬克·吐溫，由每周一次的電影，由半夜三更的野外行軍，由全體同學參與的山寨版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構成的。”

　　尹建莉認為，真正符合教育規律的方向，是讓孩子們回歸家庭。

　　然而，到目前為止，在林曉妮兒子的寄宿生活中，沒有生活老師，沒有借閱室，沒有課余活動，一間小小的體育館，也是鐵將軍把門。

　　每天早上，他比同學起得早一點，早早洗漱完畢，待在寢室窗前，看窗外的世界。

　　這些10歲出頭的孩子，晚上都被關在宿舍樓內，早上，初一學生的宿舍樓首先開門，這個初二男生站在窗邊，看同學們烏泱烏泱從樓里涌出來，想到自己還不必下樓，心里就美得很。

　　這就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娛樂了。

　　(文中林曉妮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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