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覺被吵連摔帶掐女子殺害兩歲親兒

　　涉故意殺人罪被公訴丈夫涉包庇罪一同被訴

　　只因睡覺被兩歲的兒子吵醒，年輕女子賈某被控先摔再掐又捂，將兒子殘忍殺死。其丈夫事后幫忙掩埋兒子尸體，還故意做假證明包庇她。記者昨天獲悉，賈某因涉嫌故意殺人罪已被公訴至北京市二中院，其丈夫涉嫌幫助毀滅證據罪、包庇罪一同被訴。

　　案情回顧

　　殺兒后安慰丈夫“以后再生一個”

　　賈某于1989年4月16日出生，河北省人，高中文化，案發前無業。其丈夫王某與她同歲，是黑龍江省無業人員。

　　公訴機關指控，2014年10月11日7時許，賈某在本市大興區其暫住地內，因被其兩歲的兒子發出聲音吵醒而氣憤至極，遂起來將兒子摔在地上致顱骨骨折，孩子因疼痛大聲啼哭。為了制止孩子的哭聲，賈某又用手猛掐其頸部，又將塑料袋套在孩子頭上并用棉被壓蓋，導致孩子機械性窒息死亡。當晚，王某伙同賈某駕車將孩子尸體掩埋。王某在偵查機關向其調查取證時，還故意做假證明包庇賈某。

　　賈某交代，她和丈夫還有一個女兒，平時夫妻倆和女兒一起生活，和女兒比較親，兒子以前在老家，感情相對淺。賈某到案后稱，她當時怕兒子影響女兒休息才想辦法制止他啼哭。案發后，她向丈夫坦白殺了兒子，并說“不行以后再生一個”。2014年10月15日，賈某向大興公安分局投案，其丈夫次日被查獲歸案，兩人均于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

　　公訴機關認為，賈某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人死亡，犯罪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社會危害性大；王某幫助賈某毀滅證據，情節嚴重，且明知賈某是犯罪的人而做假證明包庇。賈某、王某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以故意殺人罪追究賈某的刑事責任，以幫助毀滅證據罪、包庇罪追究王某的刑事責任。

　　目前，此案正在審理中。

　　相關案例

　　與夫吵架殺子女子獲刑8年

　　2011年4月，26歲的廣東興寧女子黃某和丈夫因玩電腦等問題發生爭執并動手后，趕上兩歲的兒子午覺醒來大哭。黃某心情很糟糕，見兒子吵得厲害，便從床上拿起兩個枕頭，一個放在兒子后腦下，一個捂住兒子的鼻和嘴。其間，兒子有哭鬧和掙扎，直到兒子沒有再哭出聲音，她才放開枕頭。發現兒子沒了呼吸，黃某大哭，在網絡上留遺書自殺未遂。

　　廣州市中院終審以黃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有期徒刑8年。法院認為，本案是因感情糾紛引發的家庭悲劇，并結合黃某犯罪的成因、主觀惡性，認定屬故意殺人罪“情節較輕”的情形，且黃某對自己的行為悔恨不已，所以在量刑時予以酌情考慮。

　　馬上就訪

　　父母殺害孩子一般不會判死

　　殺子與其他故意殺人罪有何不同？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表示，我國《刑法》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這一規定是根據長期司法經驗所做的一個總結，對于防衛過當、大義滅親的故意殺人犯罪，可以認定情節較輕。”

　　阮齊林說，按道理講，殺害兒童造成的社會影響要比一般殺人案更加嚴重，畢竟對弱小的孩子下狠手更讓人無法接受。實踐中，外人殺死孩子后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例很多。但如果兇手是親生父母，基本不會判處死刑。阮齊林表示，一方面，父母殺害孩子有沖動的原因，或者心理有障礙、有不得已的理由，和蓄意謀殺還不一樣；另一方面，死刑的適用有其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被害人親屬施加了很大壓力，法院考慮平衡會判處兇手死刑。而親屬間犯罪，被害人的親屬往往也是被告人的親屬，不但不會施加壓力，有時候還會反過來求情，這也會導致被告人不被判處死刑，而是被輕判。

　　激情殺人案件具有何種特征？

　　故意程度較低主觀惡意小些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暨法學院副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死刑研究國際中心研究員彭新林認為，激情殺人的犯罪行為具有一定的應激性、突發性，但是其犯罪沖動的積聚、爆發卻有一定的必然性和現實性，因為犯罪心理的構成既有教養、經歷、性格等因素，也有復雜的現實因素。

　　彭新林指出，意大利著名犯罪學家恩里科·菲利教授就曾經講過，激情犯特別是女性激情犯，一般是青年時代在憤怒、受傷害的愛或榮譽等情感的強制下突然失去自制而犯罪的。他們在犯罪之前、之時和之后都處于非常激動的狀態之下。

　　“相比于一般的故意犯罪，基于外在刺激而因激情實施犯罪的，其故意的程度相對較低，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相對來說要小些。因為在外在因素的強烈刺激下，行為人實施犯罪時很少能進行冷靜的思考判斷。在激情狀態下實施犯罪行為之后，一般都會有懊悔之心。”

　　如何避免父母虐童案件的發生？

　　建立社區干預開展隱患排查

　　彭新林認為，賈某殺子案件反映出的社會問題發人深省、引人深思。“父母虐童案件、夫妻吵架斗氣摔死孩子的案件時有所聞。應當說，此類案件發生的原因十分復雜，既有部分家長用錯亂的價值觀念、偏差的行為方式、對自身處境的不滿來轉嫁責任、發泄情緒等宏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其個人性格、心理方面存在缺陷等微觀方面的原因。”

　　彭新林認為，殺子誠然令人憤怒，但我們不應止于單向的道義譴責和法律制裁，而應多方面綜合分析其犯罪原因,查明其生成的緣由，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盡可能將此類案件防患于未然。

　　“對兒童的虐待、傷害等家庭暴力沒有像對婦女的家庭暴力那樣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重要原因在于法律對兒童的保護是通過監護人來實現，而對兒童實施家庭暴力的加害者往往就是監護人，因此對家庭中兒童的暴力傷害等行為往往更具有隱蔽性。”

　　彭新林建議，除了有必要健全防治兒童在家庭中受暴的法律保護機制之外，還需要及時、有效的社區干預，加強社會救助，建立多機構多部門的支持體系。如居委會、婦聯、兒童保護組織等一旦發現兒童有受到家暴、虐待等情況的，要及時出面干涉，救助與幫扶受害兒童，對施暴者予以懲戒，保護兒童合法權益。

　　另外，也可適時開展有關家庭兒童受暴隱患排查活動，切實消除容易引發兒童受暴的源頭性問題，有效預防和化解安全隱患。對父母處境堪憂、情緒偏激、性格偏執的家庭，要重點排查，深入分析研究，做到情況明晰。對排查掌握的隱患，要在源頭治理、妥善處理上下功夫，防止犯罪沖動積聚、激化，第一時間將發現的家庭中兒童受暴苗頭消滅在萌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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