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9日，順義光愛學校，15歲的于景群對陌生人，還是懷有戒備和不屑。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2015年6月29日，順義光愛學校，25歲的陸旭軒很珍惜現在的生活，他曾流浪多年，現在希望能學到一技之長，自食其力。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攝

“喂，是媽媽嗎?我是軒軒，你在哪兒啊!”

“我在廣東。”

“他們說你半年沒有打生活費了，你在哪里啊，為什么打工那么多久也不回來?”

“我要是不出去掙錢，誰養活我們，靠你嗎?”

和母親的最后一次通話，18年過去了，陸旭軒忘不了。

那是1997年，母親離開四川老家打工整三年。

這通電話之后，母親消失在廣東的打工潮里，音訊全無。陸旭軒也從一個留守兒童，開始了四處流浪的生活。

25歲的陸旭軒成了中國早期留守兒童中的一員。二十年間，又有很多留守少年復制著他的流浪經歷。于景群就是一個。

“留守兒童正在成為流浪兒童新來源。”2008年，貴州大學研究生余丹對貴陽的流浪兒童做過研究，發現46%的流浪兒童是留守兒童或流動人口子女。

“家”這個字，很多孩子還未懂得擁有，就已失去。

出走

“我不想讓自己記得”

從失去母親開始，于景群就開始流浪了。

2012年1月27日晚6時，12歲的于景群在專注地看著動畫片。身后臥室里的母親，漸漸失去了生命體征。

“媽媽手腳冰涼，睜著眼半天都不眨一下，我試了試鼻息，開始是熱的，很快就涼了。”他回憶。

身患癌癥晚期的媽媽走了，于景群找來姥姥，“他們把媽媽帶走了，把媽媽碰過的、用過的東西都拿走了。”

記憶突然強行中斷在這里，“剩下的事你別問我，我都不記得了，我不想讓自己記得”。

此前，于景群跟著媽媽住在錦州老家，家境貧寒，從他記事起，父親就去北京打工，“做保潔。”母親去世后，他跟著父親到了北京。

于景群的父親說，在北京，他沒錢也沒途徑送兒子去上學，就把他留在望京附近的出租屋里，“白天上班時他還沒起床，晚上十點多回來已經睡著了，溝通時間特別少”。

沒人管，于景群白天常跑出去玩，“在家時天天就在床上躺著不起來，吃飯就在床上吃”。

父子之間，沒有想象中的那種相依為命。至少在于景群的記憶里，爸爸常因小事打罵他。

他嘗試過理解父親，“從小他沒帶過我，我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打完都會買零食安慰我，可他一次比一次下手重，我怕了”。

一次挨打后，于景群離家出走。他溜進一個小區，踹開一個地下室的大門，順手拿走兩件衣服，在小區蹦蹦床上睡了一夜。

他開始了“沒家”的生活。

和于景群相比，陸旭軒在留守的童年，是有過幸福回憶的：爺爺很疼他。

陸旭軒出生時患有“神經性馬蹄足”，雙腳向內翻，走路時雙腿成X形，幾乎沒有勞動能力。

幼年時父母離異，母親出去打工，就再也沒回來過。他也跟隨父親來到北京。

可父親已有新的家庭。六年間，陸旭軒住在爺爺奶奶家，“爺爺疼我，把我當長孫看，奶奶只把我當成包袱。”說這話時，他低下了頭。

他記得爺爺的好：定期給他零花錢，并買來課本，輔導他認字，六年里，陸旭軒學會的3000個漢字都是爺爺教的。

奶奶會讓他做家務，做得不好，陸旭軒就會挨打罵，2008年那個夏天，陸旭軒拿著爺爺給的十塊零花錢，買回了最愛的恐怖小說看，被奶奶發現。奶奶追著他打，惹來爺爺大怒，老人又滿屋追著奶奶打。

這種場景也貫穿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這次，他決定離家出走了。“再待下去，不知道爺爺奶奶會發生什么事”。

他舍不得爺爺，但覺得“出走是必然的。”

流浪

“那些雞骨頭好香啊”

于景群皮膚黝黑，有點壯，最醒目的是兩道粗眉，沉默時，像剛剛生完氣。

講到流浪生活時，他的眉毛會揚起來。

四塊錢，是他離家時的全部資產。

2012年12月，在望京隨便搭上一輛公交，一路向南，下車，再換一路，到達了13公里外的十里堡。

陌生的四處為家的世界。

幾天里，于景群摸清了附近地形：華堂商場一樓有電視看，但只能看到晚上十一點;麥當勞和肯德基可以睡覺，但要注意有幾個不算友善的營業員。

吃飯問題也在這里解決。有客人吃剩下的炸雞，他就沖上去抓起來就嚼，“骨頭里面還有肉，他們都不知道”。

說到這兒時，他才露出同齡孩子常有的頑皮表情：張大嘴，模仿撕咬骨頭的動作，“那些雞骨頭好香啊。”

晚上睡覺的地方是兩公里外的朝青匯小區，小區花園一角里有張長椅，晚上還算安靜。

于景群愛吃零食，標準還不低，“果凍一定要喜之郎的，薯片一定要罐裝的”。他會去小區里撿瓶子賣，撿上幾天，攢夠五六十塊錢，他就揣著錢去超市大采購。

最奢侈的娛樂是去附近的黑網吧，不需要身份證登記的那種，他花幾十塊錢可以連續坐上12個小時。

回憶這段流浪生活時，他不覺得這很艱辛。

年長些的陸旭軒對流浪體會更深。

旅游和流浪，同一座北京城，兩種感覺。“96年跟我媽來北京玩時，覺得北京特大，哪兒都好，跑出來以后我就奇怪，這是北京嗎?”

他總會念叨極少主動聯系他的母親。

流浪中的北京城，變得陌生。對他來說，自由得像監獄，“比監獄還監獄”，他強調。

對于一個18歲的成年人來說，去飯店搶剩飯吃，絕非長久之計。

2008年，沒來得及游蕩多久，陸旭軒就被帶進了救助站。奧運會在即，街上已經沒有了流浪漢的生存空間。

救助站里的伙食讓他受不了，“早飯是饅頭和咸粥，中午就吃清水煮白菜，一棵大白菜能煮一鍋。”

他始終籌劃著“飛越瘋人院”。一天晚上，救助站外的護欄突然斷了，他瞅準機會，從護欄鉆了出來，一路狂奔。

“那是08年8月，我又臟又臭。”怕自己上不了公交，他找到一戶晾著衣服的人家，“撈起就走”。

陸旭軒想辦法上了回四川成都的火車：走投無路時，他唯一想到的出路，是回到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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