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消失了”——這似乎是村子里的那些“神經頭”，讓親人們回歸正常生活的最“仁義”的方式。

　　河南省平頂山寶豐縣翟莊村，當地人管患精神病的人叫“神經頭”。2015年10月3日晚，這個村子里一個22歲的“神經頭”徹底消失了。10月4日警方發現時，他已死于10公里外的一處機井內。

　　在案件告破前的20余天里，村中甚至沒有人注意到，那個患病十幾年，常在村中水泥路上大笑、罵人的“神經頭”不見了。

　　沒有人想要見到他，包括他的父親。

　　10月27日，其父王軍于家中被捕。警方在通告中將王軍的殺子動機描述為：因被害人有精神病史，其行為經常對家人構成生命威脅。王軍對殺害兒子的行徑供認不諱。

　　而在村民和親戚的印象中，王軍卻是一個連雞都不敢殺的“老實人”。他曾帶兒子看病，卻因為無法承擔的治療費用而放棄治療；在去打工的路上，病情復發的兒子砸折了他的肋骨；當發病的兒子拿著菜刀威脅他和妻子時，他開始擔心，遲早有一天他會控制不住兒子手中的那把刀。

　　父親王軍發現，他已經無力拯救他那正在失控的兒子和家庭。

　　最后一次“看病”

王軍家的大門始終緊鎖著

　　2015年10月3日傍晚，翟莊村東村口的大片麥田已完全淹沒在黑夜中。離東村口不遠，王軍和他那患有精神病的兒子住在一個刷著暗紅色油漆大門的院子里。晚上7點左右，王軍推開那扇門，啟動了停在家門口的摩托車。王軍跟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兒子王健說，要載他去“看病”。

　　實際上，王軍已經有半年沒有帶兒子看過病了。而這半年卻是王健犯病最厲害的時候。

　　沿著王家門口的水泥地向西大概六七間房的距離，是王健姨媽李艷芳的家。每當鄰居聽見王健在家里“鬧得厲害”時，就會跑來叫她去看看。

　　“健健拿著菜刀追著俺姐砍，他倆在院子里轉。”李艷芳神情緊張地壓低了聲音，就像王健還在她眼前一樣，“還有一次，我跑到他家時，看見俺姐的小兒子正跪在地上向他大哥求情，說：哥，哥，不要砍咱媽了。但健健說，非要俺姐也給他跪下才行，結果俺姐就給跪了，他才把刀放下。”

　　“他不‘神經頭’時像人，一‘神經頭’就不像人。”在翟莊村里，人們稱呼精神不正常的人為“神經頭”，在一位的村民印象中，這個姓王的“神經頭”已經得病十幾年了。“我姐姐家早就不成個樣子，家里面那些凳子、電飯鍋都叫他給砸了，床也撞壞了，我就跟俺姐說她家早晚得毀在健健手里。”李艷芳說，“他一犯起病來，直接吼他爸媽的名字，不喊爹媽的。”

　　最近這半年中，李艷芳曾3次看見外甥拿刀威脅姐姐和姐夫。今年22歲的王健，正值壯年，她攔不下。幸運時能碰見沒有外出打工的中年鄰居來幫忙，但大多數時，上了年紀的村民們也只是圍在院子外面瞧瞧，或是嚇得跑回家。實在沒辦法，她就跑到大哥家，叫他過來“嚇唬”他。李艷芳發現，王健“怕惡人”，怕比他厲害的人。而姐姐李素英和姐夫王軍卻都是“老實人”。

　　2015年春節后，王健拿大石頭砸斷了正要出去打工的王軍的肋骨。王軍蹲在路邊捂著肋骨，不敢動，甚至有人看見他“噙出淚來”。春節前，王健曾因病情嚴重入院治療，本就欠債的王家，又花出去了“一大筆錢”。而王健這一打，不僅叫王軍失去了一次出去賺錢的機會，也讓這家里唯一的“壯勞力”，又添了一處傷。

　　十年前，王軍就曾在做工的煤窯上出過事，廢了左肩膀。窯上給了幾千塊錢了事，但他一天七八十塊錢的工資也隨之消失。之后，他只能去縣城里找點輕活，有時跟著裝修隊打雜，一個月掙一千多塊錢。而那時也是王健開始發病的時候。

　　“情緒暴躁、罵人”，一開始，王軍并沒有想到兒子會發展到拿刀砍人的程度，也曾帶他看病、拿藥吃。而看病的頻率卻取決于家里的經濟狀況，“一沒錢了就不治，有錢再去治，他爸打工的錢都給他治病了。”一個村民說。

　　在離翟莊村大約30公里的寶豐縣精神病院里，醫生查到了有關王健的兩次住院記錄，一次是2014年7月20日到11月4日，另一次是2014年11月4日到2015年2月9日。連續兩個療程的住院治療，是因為王健的精神分裂癥已發展為重度。“患病前期，他在家中拒絕服藥，這會影響到精神分裂癥的早期控制。”醫生翻看著王健的病例說。

　　2015年春節前，王健病情穩定，出院。6個月的治療，免去國家報銷的醫藥費和住院費，王家大約支付了五六千元。這筆錢，讓王軍不想再送兒子去醫院。

　　今年3、4月份，李素英去醫院給兒子拿藥時曾和當時應診的醫生說，兒子病又厲害了，在家里拿刀威脅她，說是要殺了她。醫生建議她，讓病情復發的王健繼續入院治療，但李素英并沒有將兒子送到醫院去。

　　不久后，這位醫生又接到王軍的電話，“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說：國家有啥好政策嗎？那孩子俺不想管了，您那兒管吧，俺不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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