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吭氣的父親

從外面看到王軍的家

　　王健坐上了父親的摩托，可車子并沒有朝著寶豐縣精神病院開去，而是駛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沒有人想到王軍會做出“那種事”。

　　在李艷芳的印象中，姐夫王軍是個連雞都不敢殺的人，“老實得很”。有時候，姐姐李素英橫他幾句，他都是笑呵呵地不吭氣。

　　王軍和李素英是在村子里放牛時認識的。王軍第一次來李家時，他甚至連飯都不好意思吃。回憶起這些事時，李艷芳難得地笑了起來，但轉念一想，卻發覺，姐夫這種不愛吭聲的人，什么事都往心里憋。王健在家里亂發脾氣砍人時，李素英有時會跑出來找她，但王軍卻從來不跑。

　　在李艷芳看來，姐夫王軍甚至老實得有點“蠢”。她記得姐姐家曾因為蓋房子擋著別人的莊稼，對方家里三四個人跑到王家來打，結果王軍和李素英被打在地上，不敢動，也不敢還手。后來事情經過派出所的調解，讓王家分出2畝地給對方，事情才平息下來。而王家這片地一共才五六畝。“對方家里找人了，我姐夫他家沒人。”李艷芳說。

　　兩三個月前，她見王軍開著三輪車拉著玉米稈去賣錢，王健跟在后面。剛走沒多遠，王軍沒掌握好平衡，連人帶車栽到路邊溝里了。“健健就沖他爸喊：你想死啊！這是我的車，你再試試把車給我翻了？你看我砸不砸死你！”李艷芳回憶當時的情景比劃著說，“健健就在那邊指揮我姐夫，要他這樣開，那樣開，手里拿著石頭在后面嚇唬。”很多在村口的村民都看見了這一幕，而王軍只對王健說了句：我知道了，你不要說了，然后扶起車，繼續往前走。

　　面對“神經頭”兒子，王軍一向的方式是“忍著”。

　　李素英近來曾聽王健跟她說，要拿刀去砍鄰居，原因是他嫌對方“老是瞪他”。李素英勸他“可不敢這樣做”，王健卻反問說：“什么？你說俺不敢？！”她把心里的不安告訴了妹妹李艷芳，擔心她大兒子哄不住了。

　　但為了多掙點錢，李素英開始出去打工。只有小兒子王亮放假回家時李素英會回去一段時間，因為“不放心他和他大哥在一塊兒”。李素英曾親眼目睹，王健死死地掐著王亮的脖子，要不是她及時掰開，她小兒子可能就斷氣了。

　　事發前，在無工可打，也沒錢給兒子看病的日子里，王軍就和他那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癥的兒子待在家里。而隨著王健病情的復發和加劇，王軍心里也開始發毛。

　　他曾跟妻子說：你要是不在家，俺自己在家有點怕，健健病犯了，拿刀砍我，我真怕他把我砍死，你回家吧，咱倆在一塊還不老害怕的。

　　但迫于生計，妻子并沒有回來。

　　2015年10月3日晚上，王軍下決心，“不要他了”。他開著摩托車帶著王健，朝著臨近的汝州方向開去。那是他和大兒子最后的一段獨處時光。

　　父親的決定

一位村民在指認案發現場

　　大約開了20公里后，王軍把車停在汝州小屯鎮魯辛莊村北一處農田的機井旁。據汝州市警方描述，在這個機井旁，王軍誆騙王健服用農藥后，將他推至井中，并用石頭、水泥塊砸擊落井的王健，致使其死亡。

　　對于兒子神經質的喊叫，王軍或許早已習慣。

　　事發后，王軍一個人在家里，悶了23天。李艷芳曾幾次到王家去，但發現姐姐出去打工了，只有姐夫一個人在家。她有時也見王軍掃掃院子，或者去門口鎬點菜帶回家做飯。“那會兒見他精神不好，老是耷拉著頭瞌睡，村里都不去。”李艷芳說，“但是沒往那頭想。”雖然那段時間都沒有看到王健，但她并沒覺得不對勁，也沒問王軍。

　　“本來也不想看見健健，以前俺自己在家，大門都會上上，他喊門俺也不開。”李艷芳又想起王健對她的“惡”，“俺勸他不要犯病，他就對俺拳打腳踢的。”

　　這期間，李素英也回來過，她曾問王軍大兒子哪兒去了，得到的回答是：“送醫院了，看去了。”再問下去，王軍開始不耐煩：“你還問那些干啥呢？不要問。”

　　10月27日上午，公安局來抓人時，李素英還在旁村打工，李艷芳正在鎮上的理發店做頭發。只有村民圍到警車旁，看著披著土黃色夾克的王軍低著頭被押進警車里。“當時不知道為啥抓他。”住在王家西邊的村民說，“都是后來才傳過來，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兒子給害了。”

　　“哎，‘神經頭’把他爸砍死了沒罪，他怎么能把自己兒子害了呢？”另一位村民慨嘆說，“他爸會怎么判，會死嗎？”

　　李艷芳重復著姐姐知道這件事情后不斷念叨的話：“艷芳，艷芳，健健死了，健健死了……”她到現在還不相信，姐夫真的做了那樣的事情。“健健罵俺打俺，拿刀砍俺姐的時候，俺也想過：要是他在外面拿車撞死了，這一家也就安安生生的了，實在是沒辦法。但真聽到他死了，心里還是受不了。你說俺姐以后咋過啊？”李艷芳別過頭去。

　　在翟莊村的東頭，一直立著一個建了很多年，但是始終沒有粉刷的房子。這是王軍和李素英十一二年前向別人借錢幫王健蓋的。但房子剛剛起來，王健的病就開始厲害了，房子也就一直在那兒荒著。

　　李艷芳還記得姐姐曾囑咐她說：可別說咱健健是“神經頭”哦，咱還得給他找媳婦呢。

　　“安靜”的村莊

　　11月中旬的翟莊村，籠罩在土黃色的霧霾中，空中飄著從不遠處洗煤廠散出來的黑粉。

　　在東村口的水泥路上，王健曾經喜歡開著他父親那輛摩托出去轉，有時也會站在別人家門前的水泥路上大笑、罵人。而現在，這笑聲、罵聲連同這個幾乎是村里唯一的年輕人一起消失了。

　　村委會的門也一直鎖著。村民說，他們的村長、書記，都住到鎮上去了，在那里做生意。幾次撥打村民告知的村長電話，均是無人接聽。

　　據旁村的一位村干部說，村里不會強制管理這些精神病患者，除非對方開始危害公共安全。“這種事情，農村太多了。”這位村干部搖搖頭說。

　　“俺村以前也有一個‘神經頭’，但后來他自己跑沒了，一兩年看不見人，家里也沒人找，就那樣沒了。”李艷芳說，“要是健健自己跑丟了，對他家可能也是種解脫。”

　　“自己消失了”——這似乎是村子里那些的“神經頭”，讓親人們回歸正常生活的最“仁義”的方式。

　　據寶豐縣精神病院楊院長說，目前寶豐縣共有重癥精神病患者2000多名。他也曾遇到過村干部和家人直接把患者“賴到”精神病院，然后不管不問的情況。迫于無奈，醫院曾向政府申請應急救治基金，但至今也沒有批復下來。

　　在翟莊村所在的前營鄉衛生院中，冷清地散坐著幾個醫生。關于鄉里精神病方面的治療，一位醫生介紹說，病人可以憑“慢性病就診證”以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證”得到國家對于門診和住院費70%至90%的報銷。

　　從王健就診的寶豐縣精神病院醫生介紹的情況來看，王健確實得到了這兩方面的補助。但在縣精神病院7月份已經開始實施的一項“貧困精神病患者醫療救助”項目，鄉衛生院卻并不知道，這也意味著鄉衛生院下面的村衛生室以及王健一家也難以知曉。而據寶豐縣精神病院醫生介紹，這個精神康復公益項目可以每年補助精神病患者住院費4000元。

　　“人都死了，講這些還有啥用？”一位上了年紀的村婦說。在翟莊村，很難見到除老人、孩子，以及婦女之外的人，年輕人和中年男人都外出打工，大多去了北京、蘇州、廣東等地方。村里老人在談起這位消失的“神經頭”和他的父親時，也常常是諱莫如深，表示“這不是啥光彩的事”、“不好說”。

　　事情發生后，李素英也沒敢把實情告訴小兒子王亮，她害怕學校里看不起他，讓他再受到刺激。如果小兒子問起來，她打算回答說：爸爸去打工了，哥哥住院了。

　　李艷芳能感覺得到，現在身邊親戚，包括姐姐都在恨姐夫，怨他“怎么下得去這個手？”她也常常處在兩種矛盾中，一方面想這些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想，不考慮他家里曾經發生了多少事。另一方面，她也會埋怨王軍，“他不想想，以后我姐一個人怎么過，家里面欠著錢，大兒子死了，丈夫也生死未卜……”她把頭扭向門外，現在白天她家的大門很少上鎖了。

　　兒子下葬第三天，李素英便去了汝州。在截稿前的一次電話采訪中，她說：“我在飯店打工，我要掙錢，養活我的小兒子。”她的聲音脆弱而蒼老。

　　在翟莊村，王家的大門始終緊鎖著。門前那簇正在盛開的紅花和對面大片的青麥芽，是父親王軍門前僅剩的生機。(本文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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