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四川大學緬甸研究中心主任　戴永紅

　　亞投行從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至今天的正式開業，在某種程度上是世界資本再次分配的又一次努力，是中國為全球金融治理與社會發展所貢獻的東方智慧。當前，金融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歸根到底是沒有解決資本的供求與平衡問題；如今南北世界發展差距的南轅北轍，溯其根源無非是資本一昧追求逐利效率而遺棄了尚在深淵的第三世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是為深淵中的第三世界構筑起騰飛的“基礎”，將“躁動”的資本以“基礎設施”的方式去服務于“世界脫貧”的偉大事業，只有改變了貧窮才能創造更多的資本，才能以更為強勁的資本流動性去維護世界金融市場的穩定，去推動人類發展的事業的不斷進步。

　　然而，亞投行的成立正是由于有了中國的元素而備受質疑，有了第三世界的呼聲而備受疑慮，特別是當“世界規則制定者”的行列中出現了以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身影時，世界資本的既得利益者無疑充滿了“擔憂與恐懼”。而這也注定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進程不會一帆風順，中國也需要做好準備去應對在全球治理進程中可能的風險與挑戰。

　　首先，全球治理當一體大公，既不是“劫富濟貧”的羅賓漢，也不是“為富不仁”的葛朗臺，而應在“客觀公正”的前提下扮演好平衡者與協調方的角色。亞投行的成員國創始成員國有57個，涵蓋了域內外的眾多國家，同時也打造了南北世界共存的綜合體。其中，既有英、法、德等發達國家，同時也有諸如緬甸、柬埔寨等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如若在資金緊張時如何實現有效分配并彌合成員國之間的分歧與矛盾，這將會是中國這個作為擁有事實上否決權的關鍵方應當考慮的現實問題。

　　其次，既要敢于“燒冷灶”，也要做好風險防控。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它“嫌貧愛富”，亞投行成立的初衷正是引導資本的回流去助力于地區國家的基礎設施發展，從而為經濟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但是，基礎設施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公共產品”，致力于服務大眾的“福利性”決定了這并不是資本市場所追求的“流通效率”，尤其是一些最不發達國家的低資本回報率往往成為世界經濟中的“冷灶”而無人問津。亞投行的成立既要秉持著盈利的“正當性”，同時也應堅持成立的初衷“道義性”，敢于用資本的熱度去點燃不發達國家的“冷灶”，為地區國家的共同發展做出亞投行應有的貢獻。同時，亞投行也應對投資項目可能存在的風險做出評估和解決方案，注重從制度設計的高度去預防風險、正視風險、解決風險。

　　再次，以“合”為“正”、以“競”為“奇”，競合相生、奇正相輔。從事實上講，“亞投行”與“亞開行”之間是存在著現實沖突的，這沖突的根源并不在于金融本身，而是美日對于中國崛起為地區強國、世界權力的強烈抵觸，是冷戰思維下的意識形態渣滓。世界各國要維持正常的經濟發展，每年需要投入8000億美元的巨資來用于基礎設施的開發與維護，而世界銀行與亞開行也僅僅能提供2000多億，更遑論每年只有200億美元投向亞洲地區。因此，亞投行與亞開行之間“互補”大于“沖突”，“合作”大于“競爭”，兩行的合作應當秉持著促進地區發展的共同理念，在良性競爭的催化下實現亞洲的未來繁榮。

　　最后，亞投行是中國參與國際治理的里程碑事件，國家應當做好政策儲備與人才培養。中國目前已經成長為一個地區大國，但還遠稱不上是一個地區乃至全球強國，依然在國際舞臺上缺乏擲地有聲的話語權。參與國際治理既是中國作為地區大國所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同時也是中國實現“崛起2.0”的關鍵所在，國家應當從制度層面做好政策儲備，同時通過亞投行等地區組織，鍛煉人才、培養未來，從而為中國通向世界大國、強國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亞投行是開始不是結束，是未來不是回顧，“共同發展”的夢雖依然是“雄關漫道”，但中國力量對于夢想的堅持同樣也是“青山不改”，我們相信亞投行作為中國進一步深入國際化的重要平臺，將會為國家的發展和地區的治理貢獻出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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