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實，老何第一眼見到李大君時，并不信任他。“戴個眼鏡，細皮嫩肉的，穿得干干凈凈，一看就不是在工地干活的，是老板手下的人吧。”

　　因為石二東，老何才轉變。

　　石二東跟老何同在一個工地打工，因為高空作業墜落，導致腰骨斷裂。傷還沒好，老板就不讓他再住工棚，工地也不給飯吃，石二東被趕出了大門。

　　老何講，那會兒剛過完年，天很冷，晚上還下起雨。“夜里，能聽見石二東敲大門的聲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央求著開門，我們都覺得他很可憐。”

　　“是大君和那些大學生志愿者，幫助了石二東。給他送衣服、送吃的，給點錢，買零食，還陪他走法律程序。我感覺大君他們，跟石二東的關系很單純，交往時像親兄弟，不像是跑來忽悠我們的，這才相信他們。”

　　再聽李大君講法律知識啥的，老何也能聽進去了。像《勞動法》，兩兄弟一條條讀完，再結合遇到的事情一起討論。

　　“人明明是在工地受的傷，為什么就不認賬？有時為什么越是狡詐的人，過得反倒好呢？”老何想不明白。那一年，工地接連出了好幾起安全事故。為這，老板專門從四川請了風水先生，殺雞、灑血、祭鬼。前后花了十幾萬，卻不愿花錢加強安全防護措施，更沒給工傷工人一分錢賠償。

　　李大君告訴老何他們，80%工傷維權的官司，都卡在勞務關系認定上，因為老板根本不跟工人簽勞動合同。經過石二東這件事，老何有了自我保護意識，知道了勞動合同的重要性，再在工地干活更加小心注意。可是打工多年，有經驗、有技術的老何，注意來、注意去，還是攤上了事。

　　老何兄弟倆承包了一棟兩層樓的墻模。由于工期緊，哥倆玩命地干，把行李搬到作業現場，連食堂都不去，最多時，連續干了28個小時。

　　老板還是不跟工人簽合同，這次老何長了心眼。為了以防萬一，干活時留下了記號：在塑料標簽上，寫上日期、姓名，然后綁在鋼筋上，再打進混凝土里。每層樓、每個單元，都放幾處地方，然后在小本子上把位置記好。

　　果然，完活后，老板變卦了。本來一個工是120塊錢，現在只給100塊。而且要等幾個月后，年底再結。找來找去，到最后老板竟然說不認得老何兄弟倆。

　　“忍了這么多年了，我遇到過好老板嗎？”躺在工棚里，老何說自己腦袋里像放電影一樣，他想起了石二東，還想起15年前，一塊兒在長春工地打工、受傷致殘的堂哥。“15年了，農民工的地位提高了多少？要是再過15年，自己可能干不動了，可兒子正是打工的好年齡啊，難道他還要過像我一樣的生活嗎？”

　　“法律就像是國家鑄的一口大鐘，你不去敲它，它就永遠不會響。”兄弟倆決定這次不忍了，要跟公司干一仗，用法律維權。

　　那一年，他跑了很多地方，農民工法律援助站、勞動監察大隊、職工幫扶中心等等。

　　老何講：“有些部門，我去了人家根本不理我。可是，只要有戴眼鏡的人陪我一塊兒去，態度就大不一樣了。”歷時一年零四個月，兄弟倆才從執行庭法官手里，接過七萬七千元的支票。

　　一直關注老何案子的李大君，這樣點評道：“這起看似普通的官司，被業內解讀為建筑農民工‘追討勞動合同第一案’。”但在工友眼里，老何能贏這場官司，只不過是他運氣好。

　　“老何確實運氣好！”連李大君也承認。“他是我這些年結識的工友中，最幸運的一個了。他打工30多年，一路走到現在，人還能這么完完整整的，真的很幸運，但他老婆就沒他幸運了。”

　　“她在河北工地受傷后，我們幫忙聯系北京醫院時，她人基本上癱瘓了。”

　　四

　　經一個當小包工頭的老鄉介紹，老何夫妻倆，去了張家口下邊的一個縣打工。

　　工地為了趕進度，讓兩組工人交叉作業。老何兩口子干的是綁扎鋼筋的活，他倆一邊一個站在操作平臺上。老何手伸在鋼筋籠里綁，妻子在另一邊扎，突然平臺塌了。老何被懸掛在鋼籠上，妻子一下子摔出去，掉在一堆鋼模上。

　　“看上去，我老婆摔得還不算重，身上20多處皮肉擦傷，頭上幾個大包。但是一動她，就‘哎喲哎喲’地喊痛，不知里邊傷了哪兒。”

　　去醫院拍了片子，醫生說斷了三根肋骨，要是住院開刀，好得快。但老板怕花錢，把人又拉回了工地。

　　“她疼得走不了路，我上去抱她，一抱人就疼得受不了。挨到下午，她一個勁兒喊疼，臉都紫了，人直哆嗦。我問她能不能忍，她搖頭。”

　　“想送她去醫院，找老板要錢，不給。小包工頭是我老鄉，給了幾百塊錢，我們才去了醫院。”

　　沒住兩天，公司怕花錢，又哄他們回了工地。“別說給煮骨頭湯了，連原先的床鋪都被人占了，只好在一個角落里打地鋪。”一周后，老何妻子全身浮腫，他找到公司，堅持送人去醫院。到了縣醫院一檢查，醫生說病人體內已形成靜脈血栓，得趕緊去上一級醫院搶救。

　　轉到張家口一家部隊醫院，“醫生說我，你膽子太大了，怎么現在才把人送來。幾個醫生一會診決定馬上手術。上了手術臺，一打開，治不了。血栓從腳上，長到大腿，再有幾公分，就到腎了。要是到腎，人就完了。”

　　“醫生說得立馬去北京的醫院，打開的傷口，也不給縫了，先貼上膠布。可是轉到北京，我沒錢呵！”那個主治軍醫，跟老何要了電話，把公司老板罵了一頓，告訴他，如果不抓緊，人有生命危險。“公司害怕了，讓醫院趕緊準備救護車，他們馬上送錢來。”

　　救護車鳴叫著，拉著老何兩口子，連夜抵達北京。好不容易掛上號，醫生一看說得馬上住院。

　　每天除了輸液通栓，老何晝夜不停地在妻子腿上、身上按摩、揉搓。“醫生說了，現在只能死馬當成活馬醫，就看她的造化了。”輸了7天液，病情竟然好轉了，又住了半個月的院，醫生說可以回家了，但需要長期服藥治療。

　　老何的妻子回了老家，從此不能外出打工。作為妻子的代理人，老何又開打起這輩子的第二場官司，替老婆討工傷賠償。

　　這場官司，打得比老何想像的艱難和漫長。

　　“我給他算了一下，至少跑了10萬里路。”李大君說。打官司期間，老何多次往返于四川老家、務工地與河北張家口之間。有次開庭時間趕在春節前，老何正在深圳忙著討薪，恰好那兩天拿錢。老何商量說，能不能緩兩三天再開？法院詢問了公司方，說不能等。

　　連夜，老何買了高價機票，從深圳飛到北京，再轉車去張家口。開庭時，公司方根本沒來人。老何感覺自己被耍了，氣得咆哮起來。

　　每次去張家口，都是老何一個人去，他說不敢去多人，那要花錢的。官司打到中院時，李大君陪他一起去了。“大君怕我一個人，到時候反應不過來。”

　　“我自己去，住20塊一晚的地下室，又潮又暗，基本沒人住。被子全丟在角落里，得自己上去扒拉出一床蓋。大君陪我去的那一次，住得稍微好點兒，40塊一宿。”盡管所有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了，老何依舊拿不全該得的錢。申訴的路，看上去還是那么遙遙無期。

　　沒有想到，勝利來得太突然。2015年，中國人民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前兩天，老何突然接到一個來自河北的電話，法院讓他火速到達執行庭，領取妻子工傷賠償的尾款。

　　四年半啦，煎熬人的日子總算結束了。

　　問起兩場維權官司打下來，人有啥感受時，正走在北京街頭的老何，突然在寒風中劇烈地咳嗽起來。緩了好一陣兒，他才用四川話，說了兩句老家的順口溜：官司莫打賊莫做，不死也得脫層皮。

　　五

　　這些年，李大君曾對100多個建筑農民工進行過訪談。

　　梳理他們的人生時，李大君發現，時代的每一場變革，都會在他們身上留下烙印；社會的每一次變動，都會迅速波及到他們身上。“蝴蝶震動一下翅膀，他們立馬就躺槍了。”

　　去年11月底，李大君轉了北京20來個建筑工地。“大部分都停工了，比往年提早。受經濟下行的大環境影響，農民工找活難、討薪難。”

　　在幾百個認識的建筑農民工里，李大君隨機調查了40多人。2015年，他們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拿到工資全款，而且活少、難找。“像老何，往年能干200到280個工，去年只干了100個工。”

　　每到年底，李大君都跟老何他們聚聚。連著4年，他都是請農民工泡澡。在城鄉結合部，包個便宜的澡堂子，喊上三四十號人，大伙一塊泡。2016年春節前，剛從河南回京的李大君，打算請大家吃飯。

　　聚餐的地兒，在東南五環的西直河，吃自助火鍋，一共來了十六七個人。除了等著拿工錢回家的工人外，還來了兩個小包工頭。

　　包工頭李建華，原先是山東一國企煤礦工人。“下崗哩！上北京混，莫名其妙地就干上包工啦。”他的身高有一米八，講話底氣足、嗓門大，一口濃濃的山東味兒。一頓飯吃下來，基本都他一人在說。

　　李建華管接活兒叫“買工地”。

　　流程是這樣的：建筑公司有活了，先找有資質的勞務公司，勞務公司實際上沒有工人，得上勞務市場找人去。

　　“有一幫人背個包，天天在勞務市場蹲著，圍著勞務公司轉，專門替他們找干活的人，俺叫這種人是‘背包的’。一般俺在家聽電話，有活了，‘背包的’打電話過來，談成了，先要給‘背包的’好處費。”

　　年頭好的時候，買一個工地，給兩三千好處費。“2015年活少，好處費上萬塊。看今年的架勢，買一個工地，怎么也得花三萬。”

　　包工頭也是分級的。李建華說自己是最底層的包工頭，活到他手里，不知經過了多少層。“有一個活，經過大大小小的包工頭，到我手上一共經過12層。哪一層不剝點皮呵。經的層越多，工人拿到的錢就越少。”

　　“給點零花錢吧！”接下活兒，干上十天半月后，李建華得趕緊向老板要點現錢，按工人人頭要。“假如一個人，能要來100塊，只給工人50。俺得先把買工地的錢拿回來，保證別賠了。”

　　2015年他還是賠錢了。李建華講，往年干工地，掙錢的活多，這一年是保平的多，還有兩個活兒，到現在都沒拿到錢。“俺有一百來號工人，快過年了，讓大部分人先回家，只留下20來個代表。我管吃、管住，天天就是上公司要錢去。就這，一天的費用也大了去了，快貼進去10萬啦。”

　　他指著李大君說，“開始，聽大君給俺們講各種故事、法律政策，覺得真好！《勞動法》真是一部好法。可現實是，你按那上邊的條文去做，根本做不下去。”

　　“有幾個能像老何那樣打官司的？反正俺手底下的農民工，去法院還沒上庭打官司，人先打哆嗦哩。維權成本太高，打官司，光時間就能耗死你！”

　　要不來錢，那怎么辦？

　　擼了擼袖子，李建華繼續道：“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咋辦呢，聚一堆，堵大門唄。以前不給錢，就去堵工地大門，不讓干活。現在，鬧也沒用哩。”

　　因為要工錢，他已經被揍了好幾回。有次是傍晚，他去工地外頭吃飯，“上來一伙子人，沖俺拿刀就砍。人一躲，砍中右胳膊肘，把鷹嘴骨砍掉了”。還有一回在工地，來了20多號人，穿黑衣服，戴白手套，拿著一尺多長的棒子。對工人二話不說，上去就揍。一打110，人就閃了。警察還差點把工人抓走，幸虧一個大學生志愿者，在工地二樓，拿手機拍了工人挨打的視頻。

　　旁邊一直不說話，默默吃菜的小包工頭老劉，是老何的同鄉。他一開口就罵人了：“開發商最操蛋了，請了幾十個黑保安，直接把我們從工地給打出來，行李全撇地上。最后一分錢沒拿到，白白干了兩個月。”

　　老劉屬于一線包工頭，自己也得干活。有一次，他站在樓頂上攪混凝土，快完活時，樓整個塌了，人全從四五層高的頂板上掉下去。

　　昏死過去一個多小時，老劉才醒。“我身上壓滿了鋼管，臉上糊著水泥，眼睛睜不開，聽見老鄉喊我，我就叫。他們想用塔吊吊我，我急死了。那樣吊，還不把老子吊死了。趕緊讓人拿扳手，把扣架解開，鋼管一根根拆掉，一點點把我扒拉出來。”

　　這次事故，造成一死八傷。

　　老劉從此落下“腦鳴綜合癥”，腦袋“嗡嗡”不停地叫，尤其是夜深人靜的時候，響得越發厲害。打了3年多官司，2015年4月，才好不容易拿到工傷賠償。年底，又把錢全拿出來，給工人墊付了工資，墊了十幾萬。

　　“我拿命換來的錢，全搞到里邊去了。”老劉說完，又狠狠地罵了一句。

　　2016年開年，有兩起關于小包工頭的新聞，引起李大君關注。一個是討錢無望，在公交車上縱火殺人；另一個是討薪無果，被毆身亡。“這些底層的小包工頭，最極端的歸宿就是自殺、被殺和殺人。”

　　“我覺得，不是哪個人、哪個部門惡，還是建筑業這種分包的勞動體制造成的，我們想嘗試改變。加上工地活少了，建筑農民工也得考慮轉型。”

　　李大君他們正在搞一個“裝修合作社”。

　　所有工人都持有股份，一線工人占70%左右，管理層占30%左右，董事長只占1%。沒有包工頭，工人不再是雇傭者，是為自己打工，是企業主人。

　　“可以夫妻倆一塊干裝修，老公抹灰，老婆拌灰。我們有自己的社區，有自己的學堂。每周給工人上課。因為有股份，工人也不走了。人員穩定，就能培訓，提高技能，改進工藝。”

　　李大君覺得這不是夢，有兩點讓他自信：一是我們的工人會有主人翁意識，他們不會磨洋工，不會糊弄人，不會偷工減料；二是我們的管理是先進的，依托手機APP，研發一套流程，從接活、設計，到一步步施工。

　　“公司注冊了，團隊也搭好了。董事長是北大畢業的，碩士學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我們有大學生志愿者，他們學啥的都有，像清華學電子的、美院搞設計的。現在，軟件已經在設計中了。”

　　老何他們聽了，將信將疑的：好是好，可是，能競爭過大資本嗎？“這就好像在南極洲，建了個5平方米的溫室。在大環境下，冷空氣會不會侵襲，把他們再凍成冰塊？”

　　眼瞅春節了，李大君的媳婦搶了兩個晚上，才從網上幫老何搶著一張回四川老家的硬座票。因為活兒太難找，老何告訴李大君，過完年，他不打算再回北京打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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