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

　　在全球經濟面臨脫軌風險的不確定背景下，聚焦于“亞洲新未來：新活力與新遠景”的博鰲亞洲論壇2016年年會的召開，帶給中國、亞洲與世界的，不僅是高端智慧的分享，還有對全球經濟復蘇與治理變革的策略建議。

　　從李克強總理在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釋放的信息來看，中國經濟盡管在放緩，依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而且經濟結構出現了新的積極變化，經濟增長動力依然有巨大的釋放空間。致力于經濟轉型的中國，與亞洲以及廣大新興經濟體一道，將是全球經濟治理改革進程中的重要參與主體。換句話說，中國在積極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既有公共產品治理機制改革的同時，也通過構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新開發性多邊金融體系建設以及推動區域全球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等，主動嵌入既有國際金融體系并謀求與中國經濟實力相稱的話語權，同時積極引導有關參與主體共同培育新型多邊開發性金融體系，以“雙輪”模式推動適應21世紀變化的全球治理新格局的早日建成。

　　應該說，作為溝通中國與亞洲乃至世界的重要窗口，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經濟政策的外溢效應不斷擴大、參與全球治理尤其是經濟治理能力的不提高，其邊際影響也在逐年擴大。而前幾天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則從另一個側面提供了觀察中國政策走勢的窗口。中國也通過舉辦越來越多的高層次論壇，為中外政經領袖、智庫學者和市場人士提供全方位了解中國經濟的舞臺，彌補中國經濟政策的對外溝通赤字。

　　正如有評論人士指出的，中國當前在經濟領域面臨著三大挑戰，一是如何轉變增長模式，二是如何相對平穩地管控潛在增長不可避免的放緩趨勢，三是如何做好中國與世界經濟的對接。其實，上述三個方面的挑戰，歸結為一點，就是如何在全球經濟金融競爭與國際格局變遷中以中國經濟轉型與增長確保國際行為空間的有序擴大。筆者早就說過，中國經濟轉型這部大戲，在全球經濟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之所以如此，蓋因美歐日本等先行工業化國家基本上都遵守著工業化與現代化的一般邏輯，其在轉型期的經濟結構與今日中國的經濟結構存在顯著差別，而且中國的要素資源稟賦、人口素質結構、經濟發展觀念、宏觀決策機理以及技術發展層次等與先行工業化國家亦有著很大不同。因此，中國經濟轉型無法找到現成的大國參照系。有人常常拿日本經濟轉型與發展的經驗教訓來鏡鑒中國，其實亦不十分恰當，因為中日之間的國情差距實在太大，況且中國也無法像當年的日本那樣擁有較為寬裕的國際經濟與技術環境。但是日本在經濟泡沫破滅前后的發展教訓還是值得中國決策者和市場主體深思。它提供了世界觀察一個經濟高達發達的經濟體，如何在邁向國際頂層經濟分工的過程中遭遇內外系統性經濟風險爆發進而失去了追趕美國的時間窗口。

　　作為經濟規模高達10萬億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若能在工業化過程中實現經濟戰略轉型，則在經濟學、全球經濟再平衡乃至全球經濟格局變遷史上都將具有極為重要的范式價值。

　　首先，中國經濟轉型在經濟學意義上具有全球性價值。最近幾年，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不斷增強，包括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斯賓塞、菲爾普斯等在內的主流經濟學家紛紛關注或研究中國經濟轉型的內在機理，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等全球一流智庫亦對此予以高度關注，至于美歐等財經領袖、有關市場人士等，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熱情關注中國經濟轉型，有的甚至直接參與中國“十三五”發展規劃的國際咨詢。所有這些，既是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對主流經濟學提出的新命題，也為主流經濟學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變革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樣本，從而豐富了國際經濟學的研究視野，又有可能由此得出新的結論，這個結論有可能改變經濟學的一般結論。

　　其次，中國經濟轉型不僅將為世界經濟的復蘇與強勁增長提供新的動力，而且結合新的技術革命以及中國資本業已啟動的全球資源配置大潮，將為區域和周邊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帶來經濟增長紅利，進一步的，將為美歐、拉美、南太平洋等提供增量投資貿易。換句話說，在中國供給側結構改革推動下，結合正在推進的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以及其他投資貿易便利化舉措，中國優質產能將更加便捷的走出去，另一方面，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以及購買力又將為貿易伙伴提供新的市場機會。而這些實實在在的發展紅利，無疑有利于全球經濟邁向復蘇與強勁增長。

　　最后，中國經濟轉型將為全球經濟治理注入新的改革動力。眾所周知，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不能建立在經濟持續失衡、治理機制失衡與缺位的基礎之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是典型的全球性公共產品；而亞洲開發銀行（ADB）等則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區域公共產品的角色。隨著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相對下降，使得全球金融公共產品供給后勁不足；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互聯網金融的崛起，區域金融危機的頻繁發生，地區乃至全球經濟協調機制的缺位，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投資需求的不斷上升，又使得全球金融公共產品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假如中國經濟轉型取得如期成功，則一個充滿活力的繁榮中國，無疑將在全球金融公共產品體系構建的機制設計與能力建設方面扮演更為積極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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