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如東，一個在中國計劃生育史上赫赫有名的縣。

　　上世紀八十年代，它因為比全國提前十年實行計劃生育，人口增長率顯著下降被國務院授予“全國計劃生育紅旗單位”稱號。

　　如今，它卻因為比全國提前20年進入老齡化、連續17年人口負增長而被關注。

　　2014年3月28日，江蘇省“單獨二孩”政策正式實施，如東當地官員希望可以借此改變人口數斷崖式下跌的現實。

　　整整兩年過去，現實并沒有想象中樂觀——申請生育二孩的家庭的比例不超過1%，遠遠低于政府的預期。

　　如當地一位領導所言，如東縣的今昔，正是中國計劃生育執行較好地區的困局縮影。

　　小城如東有兩副面孔。

　　縣城里高樓林立，商圈密集，呈現著長三角地區的發達景象。出租車司機最津津樂道的，是富人們的勞斯萊斯和法拉利。

　　鄉鎮則是另一番景象，撂了荒的田地，一些佝僂著腰勞作的老人。

　　學校和幼兒園里，孩子越來越少。敬老院越來越多。

　　在縣城通往城市的國道上，“全國計生紅旗單位”的宣傳牌立了多年；前幾年，這個牌子被縣領導拍板，主動拿下。

　　如東縣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指出，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導致勞動力資源不足，嚴重影響全縣人口與社會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接連放開的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順理成章地被當地視為拯救頹勢的一根稻草。

　　被高估的生育熱情

　　“要他們生他們都不愿意生了”

????賓山養老院里的老人，縣里這樣的養老院至少有20所。

　　3月20日下午2點，如東縣人民醫院下午的接診開始了，與其他樓層的嘈雜相比，二樓的婦產科顯得格外安靜。

　　30多張床位，大半都空著。護士站里，助產士曹茹靜(化名)和同事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

　　參加工作27年，無數孩子在曹茹靜手里出生，最近她卻有了疑惑：“領導說二孩政策來了，讓我們做好加班準備，但不知道為什么，我沒感受到太大差別。”

　　她把分娩登記簿翻出來算數，上世紀八十年代，婦產科一個月接生100個孩子，現在也是100個。

　　在計劃生育時代，有的家庭會編造理由生二孩，比如一孩給人領養、一孩智力有問題。現在呢“要他們生他們都不愿意了。”

　　2014年，如東計生委對全縣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2.8萬多對夫婦進行調查，有生育意愿的11.6%，但現實則比調查更嚴峻——從2014年3月單獨二孩實施到2015年10月，全縣共審批單獨二孩193件，就是說，只有不到0.69%的夫婦選擇生二孩。

　　在如東，現代的生活方式已經取代了以往的觀念。新京報記者在東安鎮新南村的隨機入戶調查中，大部分家庭表示已經習慣了一家一個孩子。一些年齡在25-32歲之間，自己就是獨生女的年輕媽媽們，早已不愿多生。

　　原如東縣縣委常委、人大副主任潘金環在退休后，一直在研究如東的人口變化。他認為這兩年生育率低迷的根本原因還是這三十年來的計劃生育傳統。

　　“人口生育有自然的規律，獨生子女習慣維持了一兩代人，就很難再迅速逆轉了。即使政策突然放開，也很難克服一家三口家庭的慣性。”

　　失去的50萬孩子

　　“真不知道年輕人都到哪里去了”

????在縣城商貿街上等客的20多位三輪車夫，清一色是60歲以上的老人。

　　在如東，人們總愿意與臨縣如皋作比較——兩縣面積相當，都是河汊密布的農業縣，“我們不覺得比如皋差”，有如東的官員說。但數據表明，這幾年，如東在競爭中明顯落了下風——在2015年全國百強縣名單中，南通六縣市入選，但如皋排名第二，如東則墊了底。潘金環把很大一部分原因歸結為計劃生育導致的人口減少——在上世紀70年代，兩縣人口均為百萬左右，而如今，如東人口已跌破百萬，還在降低；如皋人口數卻達到143萬，仍在增加。短短40年，兩縣相差了近50萬人。

　　算下來，這50萬孩子要是生下來，如今都是年富力強的年紀了。

　　數據顯示，從1997年起，如東已經連續18年人口“負增長”。2014年年末，如東戶籍人口104.37萬人，比上年末減少143人，人口自然增長率-3.17‰。

　　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如東縣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0.6，性別均衡程度超過了全國95%的縣。

　　出生率負增長，體現在學校和幼兒園，就是生源減少，相關數據統計，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全縣中小學總數減少了一半。

　　五年前，如東還有9所高中，如今只剩7所，其中3所已經停止招生，將在今年夏天最后一屆學生畢業后關閉。

　　栟茶鎮45歲的李鳳英(化名)在猶豫是否要關掉自己的幼兒園，這兩年，孩子越來越難招了，前幾年還能有接近兩百人，今年，剛剛招夠一百人。

　　39歲的豐利中學英語教師徐玲玲兒時最深的記憶，是每年正月十五鬧元宵，街上人頭涌動。

　　1999年她參加工作，當時鎮上有5個中學，7個小學，至少5個幼兒園，如今，還剩下1個中學，1個小學，3個幼兒園。

　　孩子少了，鎮上的電影院也沒有了。前幾天她在課堂上問班上的孩子，有沒有去看過最近頗受好評的《瘋狂動物城》？沒有一個孩子舉手。

　　前陣子她去了趟鄰縣如皋，站在大街上，她覺得很驚愕——如皋街上都是年輕人。而在豐利鎮，39歲的她常常發現自己是最年輕的那個，“真不知道年輕人都到哪里去了”。

　　豐利中學校園里，已經有一棟教學樓空置了，另外幾棟，也都有空著的房間。2010年，由于生源太少，鎮上有些中學一個班級的學生從70個變成了30個，于是5所中學撤點并校，生源都合并到了豐利中學，孩子依然都無法裝滿以前的教學樓。

　　學校里，高三年級孤零零地占據了一棟樓，“他們是孤獨的一代”，徐玲玲說。2014年，學校停止招收高中生，這一屆學生孤獨地讀完了高中三年，沒有了學弟學妹。今年夏天他們畢業之后，豐利鎮將再不提供高中教育，資源全部集中到縣城。

　　這些被撤銷的學校，最后大多變成了養老院。如東現在最大的養老院賓山老年公寓，就是由2012年撤并的港南小學改建而成。

　　中國最“老”的縣

　　“老頭老太照顧老頭老太”

????在如東的鄉鎮，墓碑店、壽衣店隨處可見。

　　在眾多公開文件或報道中，地處黃海之濱的江蘇省如東縣被描述為中國最“老”的縣城，“南通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級市，如東則是南通地區老齡化程度最高的縣。”

　　如東的“老”體現在多個方面。在縣城商貿街上等客的20多位三輪車夫，清一色是60歲以上的老人，歲數最大的72歲。在豐利鎮一個建筑工地，建筑工們最大的已經有70多歲，50歲被稱為“年輕人”。

　　在如東的一些鄉鎮，公路邊幾乎全是作坊式的小工廠，大多與紡織、化工相關。一部分工廠大門緊閉，機器生了銹。開著工的，職工也多是穿著藍色的確良工裝、滿頭白發的老人。

　　村莊里許多農房空置著，一些土地撂了荒，少部分田地種著蔬菜，佝僂著腰的老人在勞作。

　　在如東縣岔河鎮，面積不過一平方公里的鎮中心，有五家壽衣店，兩家棺材店，兩家墓碑店。照相館門口最大的招牌寫的是“遺像制作”。

　　3月20日下午，賣祭祀用品的“朱大紙坊”店內，三四個顧客在挑選葬禮上用的壽衣和紙錢。朱姓老板在狹小的柜臺里忙著打包、收錢。“周邊的老人多，在高峰期，一天賣葬禮用的東西，毛收入能有上千塊。”他說。

　　“我們這里的人普遍長壽，老人多，死亡率也高。60歲上下的人還要工作，有父母要養。”岔河鎮土山村的一位村干部說。

　　68歲的岔河鎮土山村退休婦女主任季芳珍，她24歲的孫子去年從大學畢業，在岔河鎮上的一家工廠上班。

　　他們家四代都是獨生子女，這個家里的“獨苗”，往上有四十多的父母、近七十歲的爺爺奶奶，還有88歲的曾祖母。六口人，至今還擠在兩間平房里。

　　季芳珍擔心，再過個幾年，孫子要結婚、買房，肩上背負著贍養五位老人的責任，“怕他吃不消”。

　　如東縣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如東目前有超過20家養老院，大部分為公辦。

　　在一些養老院，住的是孤寡老人，失獨老人或因計劃生育手術并發癥困擾終身的人。一位計生干部說，整個如東縣獨生子女傷殘或死亡的父母數量為2738人。

　　在掘港鎮賓山老年公寓，20個左右護工，也是60歲左右的老人，鎮上戲謔他們是“老頭老太照顧老頭老太”。

　　2013年7月，如東縣政府成立了養老聯席會。 “當時確實是意識到養老問題迫不及待了”，縣民政局副局長崔紅霞回憶。養老問題不僅關系到全縣三分之一的人口，還涉及財政、人社等各個部門。為此，時任縣委書記拍板，成立了由31個部門組成的聯席會。聯席會由副縣長擔任總召集人，民政局、財政局、發改委等部門的負責人為成員。一年一次的會議，會討論養老財政補貼、養老院規劃等問題。如今，縣里的失獨老人每人每月可以領到700元。

　　“計生紅旗縣”的背影

　　“有了指標，才敢懷孕”

　　如東縣衛計委副主任張督平拒絕了“計生紅旗縣”的提法，“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現在我們早就不談了。”

　　“現在這不再是光榮了。但在30年前，那可是招牌。”潘金環說。

　　他還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每次人口計生委一把手交接時，都有個特別的儀式：前任都要把一面紅旗交到下一任的手里，意思是，計生紅旗不能丟。

　　1986年，國務院授予如東縣“計劃生育紅旗單位”的榮譽稱號，還有一枚金燦燦的獎章。

　　潘金環回憶，如東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生育試點，70年代走上正軌，實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計生政策，實現了低生育水平，80年代，開始執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

　　如東計生辦的老干部劉銀在一份工作總結中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如東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五個孩子。1963年，如東縣開始提倡節育，到了1983年，99%以上的育齡夫婦都做了節育措施，獨生子女達到99.5%。

　　這份報告說，干部在計生工作中的表現，會列入入黨、入團、提干、晉級等考察內容。表現不好，不提拔。

　　季芳珍是如東縣樹立的一個計生干部典型。上世紀80年代，她擔任大隊婦女主任，動員了全隊兩三百對夫妻，幾乎全是只生一胎。為此，她當選兩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勞模。

　　回憶起當年，她依然感嘆，自己工作是花了大力氣，全村育齡婦女無論是誰做節育手術，都由她用自行車送去接回。一些婦女住在醫院檢查治療，她就成了“編外護士”，端茶送飯、喂藥洗刷，甚至端尿接便。

　　除了生孩子，結婚更是被“安排”和“調節”的。潘金環回憶，當年，結婚需要經過政府批準，生孩子也要按指標，“有了指標，才敢懷孕”。

　　就這樣強有力的執行措施下，1969年到1972年的3年時間內，全縣人口自然增長率從近20‰降到5‰多一點，全年出生的12000個新生兒中，只有1個是多胎。

　　潘金環曾有過另一個孩子，但在懷孕四個多月后，妻子接受了人工流產手術。

　　“我沒法后悔。當時坐這個位子，是黨員，是骨干，工作不允許我這么做。”潘金環說。當時，他是縣委常委，主管的就是計生工作。

　　同事主動打掉二孩，作為領導，他要上門去慰問。“自己的孩子打掉了，夫妻倆卻只能關起門來傷心。”

　　這件事，他怕二老怪罪，瞞了他們一輩子。

　　計生干部的努力

　　“你們家符合政策，可以生了”

　　2014年3月28日，江蘇單獨二孩政策實行。

　　事實上，在單獨二孩政策之前的5年左右時間里，如東已經出現了計生政策松動的跡象。

　　一些計生干部們回憶，首先是“計生紅旗縣”的提法不再堅持，領導們也不再以此為榮，在縣城國道上立了多年的“全國計生紅旗單位”的宣傳牌也被撤下。

　　在鄉鎮，計生宣傳內容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其他地方還刷著“只生一個好”的標語時，如東開始倡導“按政策”、“有計劃”生育，“不輕易放棄生育計劃”。

　　2000年之后，人口總數每年都在下降。計生干部們也發現了這個趨勢。他們曾試圖向上級反映，如東縣衛計委綜合監督科科長費蘊楓回憶，每次省里來如東調研人口問題，她們都提要求，“是不是可以給如東開個小口子，提前放開計劃生育？”

　　口子最終沒有開，但南通市有了“自選動作”——夫妻雙方都是離婚的，原來各有家庭、現家庭沒有自己的孩子，可以再生育。

　　2014年3月28日最終成為了一個節點。

　　“政策放開前，我們更多的是呼吁，在政策實行后，我們可以大張旗鼓地宣傳了。”如東計生委一位人員說，在單獨二孩政策實行當天，他們馬上在鄉鎮掛起了標語，“鼓勵符合條件的夫妻生二孩，提升如東人口的長期平衡發展”。

　　在如東，不難從一些細節中看出計生工作的重要性——如東各委辦局都統一在一棟大樓辦公，但衛計委、計控中心等部門卻獨占一棟14層的高樓；二孩出生數被當作成就，寫進了如東縣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

　　如東的計生干部也開始迅速適應新角色，計劃生育年代，他們控制人口，現在，他們是說服人們多生。

　　季芳珍一家五代單傳，她退休前，獨生女張季紅考入岔河鎮計生站，擔任站長。

　　但如今，母女倆的工作內容已完全不同，“那時候是不讓他們生，現在，是催著他們生。

　　宣傳二孩政策的折頁通過婦女主任下發到兩萬多符合政策的婦女手中。細心的人會發現，以前宣傳圖冊上的一家三口，現在變成了四口：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

　　廣播、報紙、電視、微信公號、縣中心的巨幅廣告牌，都成為宣傳的平臺。

　　費蘊楓在縣電視臺不斷呼吁大家：為自己的家庭幸福、為我縣的人口長期均衡增長，不輕易放棄生育計劃。

　　為了提高生育率，計生干部也開始各顯神通。掘港鎮五總村38歲的婦女主任余海燕建了一個“如東縣掘港五總群”QQ群，群成員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都是已經生了一個孩子且有可能生二孩的育齡婦女。哪些人生育意愿強，還有可能生二孩，都“門兒清”。余海燕每天都會和大家聊天，比如孩子在哪兒上幼兒園，縣里的計劃生育補貼政策是怎樣的，末了，她總記得補上一句，“你們家符合二孩政策啊，可以生了。”

　　兩年時間還太短

　　“我們會最早從困境中走出來”

　　3月27日，《江蘇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草案)》提交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審議，如東縣衛計委綜合監督科科長費蘊楓判斷，新條例對當地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因為如東大多數育齡夫妻以前就滿足了生育二孩的條件，“但二孩是趨勢”，她說。

　　一位計生干部認為，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政策，不能說現在政策改變就說明當時是錯的。季芳珍也認為當時只能實行計劃生育，不然人口會膨脹。

　　費蘊楓說，在她看來，二孩政策在如東遇冷，并非大家不想生，而是兩年時間還太短，效果慢慢才會顯現。

　　2012年，在制定如東縣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時，當時的人口計生委把2015年全縣人口總規模目標訂在106萬左右，但實際上，2015年，如東的總人口已經跌破了百萬。

　　“壓力很大”。潘金環說，他期待即將頒布的全面二孩政策，能夠給予生二孩的家庭一些補貼和優惠政策。

　　這位退休老干部依然對未來抱有希望：“如東最早進入低生育率社會，最早行動，這也意味著我們會最早從困境中走出來。”

　　作為一個獨生女，豐利中學英語教師徐玲玲和丈夫撫養著一個讀六年級的女兒，家里還有父母、外婆。如今父母還能自己掙錢，但她很為未來擔心。

　　“十多年后，父母老了，我也老了，孩子出去了，我們怎么辦呢？”

　　她想過，要為父母請鎮上的護工，一天一百塊，對現在月薪三千的她來說，其實是筆很沉重的開支。

　　至于她自己，她也想好了，“鎮上到處都是養老院，一個月一千塊，我就住到養老院去。”

　　實習生 張帆 發自江蘇如東

　　A16-A17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羅婷 新京報記者 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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