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考核、誰監測”

　　創新機制，避免行政干預

　　“除了企業造假，還有一個是行政干預，主要表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干預當地監測部門正常出具環境質量監測數據，對一些排污大戶搞地方保護。”張波說，“就山東而言，因為省委、省政府對環保工作十分支持，主要領導在這件事上定力很強，跟我講，不要管別的地方怎么樣，山東要堅持實事求是。”

　　如果說企業環保數據造假，帶來了技術反制和創新，那么行政干預，則倒逼了監測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創新。

　　5年前，山東改變老辦法，實行環境質量“上收一級”管理、污染源“下放一級”管理。省級環保部門負責17個設區城市環境質量的監督監測，污染源監督監測下放到市縣級環保部門，即由原來的“考核誰、誰監測”改為“誰考核、誰監測”。

　　“之前，環境質量的監測數據基本由各級環保部門自行監測上報，‘考核誰、誰監測’，很難避免同級行政干預。同時，為滿足監測信息需求，需要各級都建立一支龐大的環境監測隊伍，難免導致機構編制膨脹、行政成本攀升，不可行。”張慶偉一針見血。

　　“考核誰、誰監測”，易造成數據注水。用棉花、塑料紙堵塞采樣頭，在采樣頭周圍灑水、噴霧的情況，執法檢查組都發現過。“那時候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往往很好，可是與老百姓的感受大不一樣。”張波說，自行上報時，全省環境空氣質量良好率為95%，改革后降低為66%，這才是實打實的數據。

　　石敬華明顯感到，改革后，省市縣三級責任更加明確，數據質量和排污監管的效率更高。“數據質量改善很大，數據準確性得到有效保障，真正為環境決策和管理起到了支撐作用。”

　　與地方行政干預的博弈，可以說是“斗智斗勇”。“有的時候壓力很大。”一位市領導曾經對張波說：“人家別的地方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不就完了嗎？你們搞什么特殊啊？”

　　不搞“特殊”，就沒有改革和創新。山東還搞了一個“特殊”，那就是環境空氣質量生態補償。規定大氣環境質量同比改善的市，作出了貢獻，將得到省級財政補償的錢；大氣環境質量同比變差的市，拖了全省后腿，需要向省級補償。補償一個季度結算一次，1微克污染物的價碼是20萬元。

　　這樣一來，各市壓力更大，誰都不想在排行榜上“墊底丟人”。過去一些市環保局長在當地市領導那里常聽到的一句話是：“數據不改善，你就別干了！”可是僅靠環保局長一個人，怎么改善數據？

　　原來是“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的基層環保局長們，如今普遍壓力小了。“現在不用管監測了，主要領導也干預不了，就解脫一些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市環保局長對記者說，“一些污染企業，是我們這里的利稅大戶，牛氣哄哄，原來去好幾次都查不了。現在沒了行政干預和地方保護，企業再也不敢肆意排污了。”

　　并非沒有地方打歪主意。“有一個市與運營公司商量，幫當地調個數，結果很快就被我們發現了。原來是公司一個員工被私下買通，做了手腳。公司開除了這名員工，如果再發現第二次，公司將被逐出山東市場。”張慶偉說。

　　伴隨著“誰考核，誰監測”，山東引入社會機構開展環境監測。以空氣質量監測站為例，公開招標3家運營公司、1家比對公司，負責全省144個空氣站的運營和比對工作，政府購買合格數據。

　　監督方面，實行“運營公司內部質控，比對公司移動比對，省級環保管理考核，市級環保定期互查”，再加上社會公眾參與監督，從而形成了“4+1”的監督模式，數據質量大為提高。現在全省空氣站平均設備運行率和數據準確率均達到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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