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16年1月4日下午，習近平在重慶兩江新區果園港了解現代化港口群布局情況。

　　二、供給側改革與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

　　當前，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兩者關系的認識存在一些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我國當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只不過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現代版本”，其理論來源可以追溯至19世紀初便開始風靡的“薩伊定律”（供給自動創造需求），而實踐形態在美國前總統里根與英國前首相撒切爾那里亦是早已有之。言下之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在經濟理論上擁抱西方供給學派，在政策主張上求教“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這意味著，如果不厘清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之間的理論分野，就會造成認識上的模糊混亂，工作中就會走偏出錯。正如習近平所說，有些同志，“對供給側改革弄得還不是很明白，社會上很多討論看了也不是很清楚。”因此，認清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重大區別顯得尤為緊要，這不僅是學理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實際上，認為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西方國供給學派的翻版，這種判斷是完全錯誤的。美國在二十世紀80年代出現的、被冠以“里根經濟學”之稱的供給學派思路與主張，與中國現階段進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都是從供給側入手，但兩者不僅沒有直接關系，而且存在著本質區別。

　　首先，宏觀經濟背景不同。美國供給學派產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國宏觀經濟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突發的“滯脹”。針對于此，在里根擔任美國總統之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來大力刺激宏觀經濟，甚至通過把名義利率提高到20%以上來試圖壓制通脹，但結果卻是僅對于滯脹中的“脹”來說發揮了一些作用，而對“滯”的解決卻毫無貢獻。1981年里根提出“經濟復興計劃”，聲明與過去美國政府以需求學派為指導思想的政策相決裂，改以供給學派理論為依據，采取了大幅度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經濟增長和減少政府干預及赤字壓力，并主導了1981年和1986年兩次重要減稅措施的制定和實施。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生的主要宏觀經濟背景與美國二十世紀80年代所面臨的“滯脹”明顯不同。從國際上看，當前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調整。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歐美發達經濟體借貸消費，東亞地區提供高儲蓄、廉價勞動力和產品，俄羅斯、中東、拉美等提供能源資源的全球經濟大循環，國際市場有效需求急劇萎縮，經濟增長遠低于潛在產出水平。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勞動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社會成本和生產成本上升較快，傳統產業和增長動力不斷衰減，新興產業體量和增長動能尚未積聚。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需要從供給側發力，找準在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從國內看，經濟發展面臨“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供給結構錯配問題嚴重。需求管理邊際效益不斷遞減，單純依靠刺激內需難以解決產能過剩等結構性矛盾。因此，必須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其次，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不同。供給學派認為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在供給側，對供給作片面強調，甚至主張與需求管理“徹底決裂”。我們對供給側的注重則并不否定和放棄需求管理，強調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習近平指出：“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

　　再次，宏觀政策主張不同。供給學派的主要政策主張是減稅，不注重全面的政策配套問題。習近平指出：“供給學派強調的重點是減稅，過分突出稅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較絕對，只注重供給而忽視需求、只注重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中國供給側管理不是只有減稅，而是確認貨幣政策是對總量調控更為有效的政策手段，同時亦確認財政政策是具有針對性的、對結構調整更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張繼續踐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并從服務全局與政策協調配套考慮，在合理范圍內擴大財政赤字、提升政府財力分配的作用空間。習近平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不只是一個稅收和稅率問題，而是要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

　　最后，具體措施不同。供給學派認為，增加生產和供給必須通過增加投資和勞動來實現，特別是投資的增加，而投資是儲蓄的轉化，所以產量的增長間接決定于儲蓄量的高低，這一思路總體仍囿于需求側“三駕馬車”傳統框架，停留在對總量調控的思考層面。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最終落腳點是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習近平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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