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15年11月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菲律賓馬尼拉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并發表主旨演講。

　　三、供給側改革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是我國經濟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堅持的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我們之前沒有照搬照抄凱恩斯主義的主張，現在也不會照搬照抄供給學派的主張。

　　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前提。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就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調整和完善，就是要通過對生產方式中的物質技術結構和社會關系結構進行雙重維度的整合優化，從而更好地理順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的交互關系，以便在不斷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過程中更有利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實現。脫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些基本原理，盲目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必然會舍本逐末、迷失方向。

　　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成功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由之路。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意義在于超越而不是復制西方經濟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大發展，它立足于我國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是在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這個宏觀背景下提出的新戰略。從本質上講，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發展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內在訴求，是中央“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總體部署的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體現了對供給與需求關系的辯證把握，強調“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作用的有機結合。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薩伊定律及供給學派無論是理論還是著力點都有根本性的不同。薩伊定律強調，“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或“生產會自行創造銷路”。薩伊定律在本質上是排斥政府作用的，強調自主釋放的供給能夠自然產生均衡是其理論特點。而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恰是反對薩伊定律的。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政府要更好地發揮宏觀調控職能，并通過推動供給側的改革深化，通過推動中國經濟的深層次結構重構和調整，來解決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實現經濟增長的動能轉換；在創新驅動和產業升級的基礎上，實現供給質量不斷優化，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因此，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是一場改革，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為提高供給質量、激發內生動力營造外部環境。所以，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出發點到舉措彰顯的都是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

　　對包括凱恩斯主義、供給學派在內西方經濟學理論，我們既要注意加強研究和學習，借鑒其有益成分，又要注意不能不加鑒別地照搬照抄、食洋不化。供給學派認為，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供給決定需求，社會供給能力越強，需求就越大，在市場經濟中供求可以自動達到均衡；因此，主張自由充分競爭，反對政府過多干預，主張減稅刺激投資，反對過多社會福利支出，主張保持貨幣穩定，反對通貨膨脹等等。客觀地講，其中有些觀點和主張，對于解決中國經濟新常態下面臨的一些問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有積極的借鑒和參考價值的。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顯的，比如，無視資本主義遭遇的幾次大的經濟危機的實際教訓，迷信市場萬能，反對政府的必要干預；癡迷于供給、結構分析，只重視供給管理，忽略需求、總量分析，無視需求管理；只注意分析各類經濟現象，不深入分析產生經濟現象的制度因素。這些缺陷，是我們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應該注意克服的。今天一些學者看不清這些事實，仍在鼓吹“供給學派”理論，重提實施該學派的政策主張，把我國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化地等同于供給學派理論，這不僅誤導輿論和政府政策方向，更有可能會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任何時候背離我國國情而盲目擁抱西方理論、濫用西方理論，都必然會給我國經濟帶來嚴重后果。想從西方供給學派那里尋找我國供給側改革的依據是不現實和不負責任的，我國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和方法，只能建立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礎之上、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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