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日前表決通過了《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這部俗稱“好人法”的條例，鼓勵和倡導普通市民參與緊急現場救護活動，且緊急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對患者造成損害的，依法不承擔法律責任。此條例11月1日起正式實施。

　　道德的法律化，有助于法律的道德化。優良的德行變成法律維護的對象，也就成了法律的外在道德。“好人法”通過“好人免責條款”，將人類悲天憫人、救死扶傷的道德法律化，法律又反作用于道德，厚植社會道德土壤。在“人心不古”“好人難做”語境下，杭州、北京、上海等各地接連出臺“好人法”，尤顯善意。

　　當一個人發生緊急情況，亟待他人現場救援時，法律供給也許不是唯一需求，甚至還不是第一需求。“好人法”只在救人的法律責任豁免上著力，旨在緩解施救者免于被訛詐的恐懼，然而這還不夠，緊急現場救護不能光憑一顆熱心，也不是有“好人免責條款”就行，還要有“好人術”——急救知識與技能，這才是最迫切、最重要的。比如，面對一個心臟突然停搏而倒地的病人，留給搶救的時間只有區區數分鐘，假如施救者不懂得做心肺復蘇術，一切等于零。資料顯示，中國每年心臟猝死人數約54.4萬人，相當于每一分鐘有1個人，居全球之首，而能夠搶救存活的患者不到1%，遠低于發達國家2%~15%的搶救成功率。假如，較大一部分公眾擁有一定的急救知識與技能，便能把其中的一些人從死神手中搶回來。

　　論急救水平，問題也許比法律保障不足更尖銳。普通公眾，多少人懂得做心肺復蘇術？多少人聽說過AED設備（自動體外除顫器，一種可被非專業人員使用、用于搶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醫療設備）？即使在上海，持證的救護員也只占總人口的0.7%，與一些國家比相去甚遠。現實而言，國內急救培訓仍處于起步階段，普遍存在缺乏制度支撐、系統性不足、社會普及率偏低、培訓經費短缺、社會化培訓費用較高等等現象，導致公眾認知不足。調查表明，目前國內急救知識普及率不足2%。去年“世界急救日”前夕，本埠媒體曾做調查，結果大多數街坊選擇將急救任務留給專業人士，理由是“缺乏急救知識和對自己的急救知識不確信”。

　　急救培訓與實施，涉及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必須提升到法律法規高度予以規范，必須完善制度環境，這是活動得以長期、深入開展的基礎性保障。譬如，從法律法規層面厘定公民參與培訓與施救的義務、保護施救者的權益等；制定我國急救培訓教材及定期更新制度；建立證書效期制、重復培訓制度及長期穩定的培訓基地；明確培訓經費來源以及政府、單位、個人的攤分比例等。法律用以明確地位，制度保障納入正軌，急救培訓才有所依托，告別散點狀態。

　　對公眾進行急救培訓，是一種補救措施，根本出路還在于從小開始的系統化甚至是終身教育。根據兒童發育特點設計、開展急救教育，循序漸進、由淺入深，最終內化成為他們的一種人生技能。一些國家的急救教育真的做到了從娃娃抓起：幼兒園通過玩游戲告訴小朋友是什么是危險的，小學階段學會急救電話的正確運用，初中階段學習一些基礎性急救方法，高中階段更進一步，學習心肺復蘇術。廣州已開展一些急救培訓進校園活動，如廣東省人民醫院去年就組織了“心跳使者”到華南理工大學搞相關培訓，受到大學生的歡迎。

　　天有不測之風云，現代生活節奏越來越快，意外隨時可能發生。遇到意外時，不要將全部希望寄托于專業人士，學點急救知識與技術，對他人、對自己都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