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健涉嫌貪污科研經費等罪名被公訴，三年來七次延期審理。

　　地處杭州的中控集團總部。褚健案發之后，公司方方面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新京報記者 谷岳飛 攝

　　12月16日，浙江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通知：褚健案再次延期審理。這是該案第七次延期。

　　3年前的2013年11月，褚健涉嫌貪污科研經費等罪名被逮捕，此后一直未開庭審理。

　　公開資料顯示，褚健是我國自動化領域的頂尖科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副廳級官員：擔任浙江大學副校長多年；褚健還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他一手打造了中控集團，該企業是中國工業自動化領域少有的幾個能與國外抗衡的公司之一。

　　檢方指控，褚健所涉的諸多罪名均在2003年前后，中控集團從浙江大學脫離時，褚健通過低價轉讓股權等手段化公為私。

　　被羈押的三年中，褚健一直不認為自己有罪，他自辯稱，中控轉制符合當時的規定，如果他有罪，那么當時歷史條件下改制的眾多企業都有罪。

　　有學者稱，褚健案所涉及的早期科研人員下海創業問題，以及科研項目的申請及經費使用問題，均是在原有科研管理體制下扼住科技人員創新“咽喉”的問題。如何審理褚健案，在當下有著普遍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來高校最大腐敗案”

　　12月16日，是褚健案第六次延期審理的截止日。民間有傳言，久拖不決的褚健案將在12月開庭，但當天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通知：褚健案再次延期審理。這是該案第七次延期。

　　根據刑訴法相關規定，延期審理是指法院在已經確定開庭審理日期后，或者在開庭審理過程中，由于出現某種法定事由，使開庭審理不能如期進行，或者已經開始的庭審無法繼續進行，從而決定推延審理的一種訴訟制度。

　　新京報記者獲悉，對褚健的調查實際上在其被捕一年多前便已開始。

　　褚健妻子陳亞秋說，2012年3月，中央第六巡視組進駐浙江大學，多封匿名信出現，舉報褚健論文抄襲、當副校長期間貪污數億、向國外轉移資產、亂搞男女關系等。

　　在中央巡視組之后，2012年6月，中紀委駐教育部監察局調查組進駐浙大，褚健是重點調查對象。

　　褚健被羈押后，在看守所內寫下了多份自辯材料，一份材料中提及：自己曾找到浙大領導，詢問此次調查的結論。領導給了一個模棱兩可的回答：“說你有問題沒有證據，說你沒有問題不好說。”

　　2013年1月，對褚健的調查繼續。國家審計署上海特派辦對褚健在浙江大學的科研項目和中控集團進行全面審計。陳亞秋回憶，這次調查幾乎是把褚健翻來覆去調查了個遍，最早追溯到褚健從日本學成歸國后，在浙大進行的第一個科研項目。

　　2013年10月19日，褚健被刑拘，11月3日，被逮捕。

　　有傳言稱褚健涉案金額高達數億元，有媒體形容褚健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高校最大的腐敗案”。

　　在經歷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后，2015年2月，浙江湖州市檢察院對褚健提起公訴。檢方指控，褚健涉嫌犯有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賄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罪等。

　　在該起訴意見書中，關于褚健當副校長期間貪污數億、向國外轉移資產、亂搞男女關系等舉報信內容均無涉及。

　　不過，褚健案未能繼續往下走，陷入停滯，至今沒能開庭。

　　新京報記者先后聯系經辦此案的湖州市人民檢察院和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兩方均婉拒采訪。

　　“轉制”爭議

　　檢方起訴書顯示，褚健所涉諸罪均是在他2005年擔任浙大副校長之前。

　　那么，褚健到底所犯何事？中控集團的一位高管介紹，檢方指控的事實全部與褚健所創辦的中控集團有關。

　　中控集團的前身可追溯到1993年。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時任新華社記者，他在一篇《少一個科學家，多一個企業家，劃算嗎？》的報道中，講述了當時身為浙江大學教師褚健，受鄧小平92年南巡講話影響，自籌20萬創辦了一家企業的故事。

　　這家企業當時叫浙江大學自動化公司，掛靠在浙江大學工業自動化國家工程中心，企業性質是全民所有制。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姚先國記得褚健對此還略有抱怨，“辦一個企業，公家沒出一分錢，也沒給你任何支持，但全部都是國有資產”。

　　在當時，社會稱這樣的企業為“紅帽子”企業。姚先國解釋，因為當時特殊的國情和社會背景，當時社會辦企業也要掛靠國有。姚先國當時擔任浙江大學一學院的領導，在這所學院的名下，便掛靠了幾家企業，“記得當時掛著浙江大學名頭的企業有100多家。”

　　浙江中控自動化儀表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總工程師王為民回憶，褚健一開始就雄心勃勃。他設計公司的英文商標為“supcon”，是“super control”(一流的控制)的縮寫，言下之意要做控制系統，就要做最好的。

　　另據中控集團一位高管回憶，幾年后，一次出差北京的途中，褚健一閃念想出了企業的中文品牌“中控”，取自“中國自動化控制”，褚健覺得這個名字非常好，足以承載他要做中國最好的自動化控制系統的愿望。1997年，褚健將公司改名，新公司名為浙大中控自動化公司。

　　中控一位高管介紹，大約在1998年前后，中控先是和浙江大學另外兩家校辦企業浙大半導體、浙大快威科技合并，打包成立浙江浙大海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浙江海納)上市。由于種種原因，2002年前后，中控、快威又先后從浙大海納剝離。

　　褚健在他的自辯材料中也提及了這段歷史。他稱，公司被納入上市，原有骨干人員流失，產品研發及市場營銷受到影響，并且產學研合作的平臺不再有。在此背景下，褚健和浙大工業自動化工程研究中心時任主任孫優賢，商量創辦一個以軟件為主業的產學研公司，即1999年3月成立的浙江中控軟件有限公司(后更名為中控科技)。

　　上述中控高管介紹，褚健引入風投以2950萬的代價，將自己一手創辦的中控從浙大“贖出”，中控從浙江大學的校企，變成民企。

　　據了解，中控這次“單飛”后來爭議巨大，并構成了檢方指控褚健涉嫌犯罪的主要事實。

　　褚健在自辯材料中強調，中控離開浙江大學不是他的本意，而是“根據浙江大學黨委會和校長辦公會議紀要、學校產業處的意見，以及浙大企業集團和浙大海納高層的決定。”

　　浙江大學出具的一份說明證實了褚健的說法，這份說明提及：浙江海納當時的三塊業務分屬不同行業，管理難度大，而開發資源不夠，學校有關會議作出逐步收縮戰線、集中精力發展半導體業務的決定，將其持有的海納中控股權轉讓。

　　掏空浙大？

　　根據檢方指控，中控從浙大海納退出過程中，褚健利用擔任浙大工程中心副主任，海納中控公司董事、總經理，科研項目負責人等職務便利，通過低價轉讓股權等手段侵吞、騙取公款，共計6579萬余元。

　　檢方指控的具體事實由三次股權轉讓構成。其一，時任海納中控公司董事、總經理的褚健，決定將海納中控持有的中控技術股權低價轉讓給其實際所有的中控科技。2002年7月9日，兩家公司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海納中控按照1∶1.2的價格，將其所持股權以360萬元的價格轉讓。

　　其二，海納中控將其持有的浙大中控自動化儀表有限公司40%的股權，按照1∶5.33的價格、以213.2萬元轉讓給中控科技。

　　其三，褚健實際所有的中控科技公司，同浙大工程中心達成股權轉讓協議，后者以300萬元低價將其持有的股權轉讓給中控科技。

　　中控集團向新京報記者出具了上述三項轉讓證據，包括海納中控的董事會決議、浙江大學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等單位的文書等。不過，依據1991年施行的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及其細則，超過100萬元的國有資產轉讓應當進行評估，這三起股權轉讓并沒有經過此環節。

　　檢方據此認為褚健“通過低價轉讓股權等手段侵吞、騙取公款”、涉嫌貪污罪。公訴方指控稱，經鑒定，上述三項轉讓的股權在價格鑒定基準日(2003年1月22日)的價格分別為2619.23萬元、519.24萬元和2619.23萬元。

　　檢方鑒定價格與實際轉讓價格相差懸殊，這是此前有媒體在報道中，提及褚健“涉嫌掏空浙大”的由來。

　　不過，褚健一方對檢方的價格鑒定方法提出質疑。律師周澤稱，檢方此次價格鑒定中采用的收益鑒定法——按照當下中控的股權價值，推算當年股權的收益。

　　周澤說，按照檢方指控的邏輯，中控辦得越成功，褚健的“罪”就越大；“假如中控破產倒閉了，是不是褚健就無罪了？”

　　周澤告訴新京報記者，他準備為褚健做無罪辯護。因為相關股權轉讓經過了公司董事會及學校相關部門批準，合法合規。至于沒有經過國有資產評估，責任也不在褚健，因為他是受讓方。而且從當時浙大轉讓其下屬公司股權的實例來看，多數均未經過國有資產評估程序。

　　科研經費是非

　　貪污科研項目經費是檢方對褚健涉嫌犯罪的另外一項重要指控。

　　檢方指控，褚健利用浙大工程中心副主任、浙大先進控制研究所所長身份和項目負責人的職務便利，涉嫌貪污科研項目人工費和涉嫌貪污科研項目經費1400余萬元，涉及國家科技攻關計劃項目。

　　檢方稱，在由褚健負責的“SUPCON系列產品示范工程”項目中，該項目獲得中央財政投資2000萬元，褚健涉嫌侵吞900萬元轉入中控科技，中控公司用于炒股、炒基金，并從中獲利。涉嫌以浙大先進控制研究所所長和課題組負責人的職務便利，提取課題組人工費146萬元。

　　而在褚健作為項目負責人的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基于多種現場總線的分布式網絡控制系統”中，檢方指控，褚健同樣利用擔任浙大先進控制研究所所長和課題組負責人的職務便利，將國家撥款中的240萬元轉撥至中控科技。其后，褚健提取課題組人工費99萬元，“用于個人向中控科技公司增資”。

　　除了涉嫌貪污科研項目經費、人工費外，檢方指控褚健還涉嫌挪用公款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等。其中，檢方指控稱，1999年9月22日，褚健“個人決定”將1750萬公款，轉入中控科技公司股票賬戶用于申購新股，謀取個人利益。

　　褚健對上述指控均不認可。關于貪污科研項目經費，褚健在自辯材料中指出，以“基于多種現場總線的分布式網絡控制系統”為例，這個項目原本直接可由公司牽頭，但考慮到為了學科和實驗室的名譽和經費利益，加之其當時作為首批長江特聘教授，也需要業績，故和公司商量后，改由浙大牽頭負責，但從申請書即可看出，幾乎所有參與人員全是中控的員工，因此，將部分國撥經費劃給公司沒有問題。

　　至于被指控的貪污科研人工費，褚健認為，作為課題組研究人員來說，都是按照學校的政策，根據財務處要求履行一定手續，提取人工費及酬金。至于提取后的人工費如何使用，項目負責人享有自主權。

　　以上對褚健的指控均發生在2004年之前，新京報記者查閱浙大相關文件獲悉，為了鼓勵科研人員爭取更多的科研經費，可從科研經費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費用，作為項目組人員的津貼和加班費，由項目負責人提取現金并管理使用，俗稱“人工費”。具體分配由負責人決定，學校并不制定具體的標準和使用限制。

　　褚健其人

　　褚健1963年出生在千島湖山區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78年，中國恢復高考的第一年，15歲的褚健以浙江淳安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浙江大學。

　　按公開資料，褚健此前的簡歷堪稱完美。1986年褚健成為浙大化工生產過程自動化及儀表專業與日本京都大學首屆博士聯合培養第一人。30歲時，成為浙江大學最年輕的正教授；6年之后，成為教育部特聘首批“長江學者”。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國家級科學技術獎，褚健先后9次斬獲。

　　2005年2月，褚健任浙江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從一名普通教師轉身成為一名副廳級干部。

　　在副校長任上，褚健力主推行浙大人事制度改革，這項改革旨在吸收新鮮血液，將分流浙大30%左右的教職人員。

　　浙江大學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指出，褚健在這項改革中“得罪了不少人”。他認為，褚健顯得太過理想化，一心想達成設計的目標，忽略了其中各方的利益。

　　2013年3月12日，浙大原校長楊衛調任，浙大校長一職自此空缺。隨后，陸續有“浙大校友”在網上發帖，強調浙大校長必須年富力強、是專業學科領域的學術精英、應擁有國家院士的頭銜等，得到不少浙大校友呼應。

　　褚健被傳是這場風波的幕后推手，原因在于，他是新校長的熱門人選。

　　面對新京報記者，陳亞秋感慨流言傷人，認為是有人故意給褚健“潑臟水”。因為，相關部門2012年啟動調查之后，褚健就已被移出校長候選之列。

　　浙江大學在一份官方聲明中亦證實，在2013年新校長任命之前，相關部門便已啟動了對褚健案的查處。

　　陳亞秋說，案發前，丈夫已經進入中國工程院院士候選，正在等待第二輪答辯。

　　在熟悉褚健的人眼中，這位“明星學者”中等身材，略微發福，今年才53歲，但已是滿頭白發。褚健不抽煙、不喝酒，衣服以雅戈爾等大眾品牌為主。

　　褚健被捕前還是一名成功的企業家，他一手打造了目前在中國市場領先的中控集團，這家企業的主要產品是工業控制系統。工業控制系統相當于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腦，它關系到幾乎所有重大工程、重大基礎設施、重大裝備及大型國防武器平臺的正常運轉。

　　在褚健進入該領域之前，中國市場上清一色都是美日歐等跨國公司的技術或產品。據相關資料，因中控的出現，國外進入的產品價格降低到原來的三分之一，為國家節約400億元設備引進投資。

　　創業伊始，褚健就喊出了要做“中國的霍尼韋爾”的口號。霍尼韋爾是全球領先的工業自動化企業，如同蘋果公司在全球手機品牌中的地位。

　　中控集團一位高管介紹，目前中控集團擁有4000多員工，年產值超過30億元，在國內同行業中處于領先地位。

　　歷史地看待褚健們的“原罪”

　　目前，褚健已被羈押3年多。有關的指控事項，罪與非罪仍待司法機關最終審理認定。

　　看守所內的褚健一直堅稱無罪。

　　律師周澤介紹，每隔一段時間，他會到看守所與褚健會面。周澤說，褚健一直很積極地準備應訴。他坐在一把幼兒園小朋友用的塑料凳上，在一塊40多公分長的板子上寫自辯材料。

　　褚健一手創辦的中控集團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浙江中控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總設計師黃文君用“主心骨”沒了形容褚健被捕后對中控的影響。褚健案發之后，公司方方面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戰略開發方面基本處于停滯狀態。2014年集團員工離職率高達20%，其中不乏一些高管。

　　浙江大學阮方民教授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因為褚健的特殊身份，既是體制內的科學家，又是體制外的企業家，當初根據國家政策和學校政策推行產學研一體化，創辦了科技類校辦企業，相當于當時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比較普遍存在的‘紅帽子企業，這就造成了公與私的邊界不是很清楚，因而形成爭議。

　　這位教授不認可褚健貪污科研人工費的指控。他認為，根據浙大規定，人工費授權由課題組負責人管理與分配。即使負責人分配不均，侵犯的是課題組內部成員個人的經濟權益，屬于民事侵權；沒有侵害國家或者學校公共財物權益，不能按刑法認定為貪污罪。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中心聯席主任鄧峰認為，檢方的起訴意見是認為褚健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但單純強調保護國有資產沒有意義。一個企業，以很貴的價格賣出，結果卻被搞垮了，國家是得了一點利益，可是企業垮了，員工受損失，社會還要為此承擔很大的債務，你能說它改制成功嗎？

　　這位多年研究公司法的專家說，他主要關注社會利益是否受損：“假如一家企業，改制后搞得不錯，社會因此受益，它的改制就是好的。”

　　浙大多名教授呼吁應該歷史地看待褚健們的“原罪”。他們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寫道：褚健所涉及的是當時響應國家號召，進行產學研結合、大學教師創業初期的事情。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和相關政策，對很多探索的情況還沒有明確、完善的規定，針對這類問題，是否可以給在當時創業的教師們一個相對寬容的看待。

　　浙大教授、師生、中控系列公司員工等800余人則發起了一次簽名活動，為褚健取保候審作保。

　　“看見褚健案之后，企業家或許都會在心中掂量下自己是否有罪”，浙江大學一位老教授在為褚健擔保的請愿書上簽了名，這位老教授說，“一個國家發展離不開創新，現在天天喊創業、創新，可是你把搞得最成功的那一個抓起來了。試問，誰人不心寒？我不是為褚健一個人呼吁，而是為現在的局面擔心。”

　　據《中國企業家》報道：法學泰斗、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市經濟法學會會長劉文華致信中央有關部門，呼吁謹慎對待褚健案，“避免出現冤假錯案”。

　　新京報記者 谷岳飛 浙江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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