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2日，美國華盛頓，民眾在國會大廈前游行示威，要求“結束金錢政治、保證選舉公正”，而美國眾多主流媒體對此幾乎沒有報道。

　　被金錢綁住的“話筒”。

　　近年來，美國媒體資源幾乎被財團權貴壟斷，得到財力支持的同時，失去的不僅僅是“新聞自由”。

　　2012年10月1日，美國洛杉磯，抗議者舉行集會，紀念“占領華爾街”運動一周年，抗議金錢政治綁架“新聞自由”。

　　美國媒體一向自詡“新聞自由”，但其實早被金錢政治“深度綁架”。財團權貴控制媒體，傳媒資源高度集中，曾經的“媒體精英”早已“不接地氣”。媒體公信力連創新低的同時，也在不斷撕裂著美國的社情民意

　　資源集中——

　　被少數利益集團掌控

　　美國新聞媒體歷史悠久，經過多年兼并重組，呈現高度集中的局面，主要媒體都被少數財團或者大家族控制。例如，新聞集團旗下除了美國新聞頻道收視率第一的福克斯電視臺、國家地理頻道、《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等媒體，還擁有電影制作公司等，成為頗具影響力的全媒體集團。《華盛頓郵報》長期控制在格雷厄姆家族手中，2013年以2.5億美元被亞馬遜首席執行官杰夫·貝索斯收購。

　　《紐約時報》長期掌握在索爾茲伯格家族手中。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在美國總統角逐中，《紐約時報》一直都是民主黨候選人的堅定支持者。

　　康卡斯特公司是美國第一大有線電視供應商、第二大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康卡斯特旗下的全國廣播公司是美國三大新聞網之一。三大電視新聞網中的美國廣播公司歸屬沃爾特·迪士尼公司，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是時代華納旗下的機構。

　　這些大型新聞集團每年營業收入高達數百億美元。近年來，新聞媒體之間的并購比較活躍，使得媒體資源進一步向少數利益集團集中。

　　除了主要新聞頻道，這些媒體集團還有眾多地方分臺和附屬頻道，全方位向美國滲透，并且第一時間向他們提供突發新聞線索。這些媒體集團不僅控制了全美的主要新聞媒體，還擁有電影制作公司、音樂臺、國家地理頻道等娛樂、專業傳播資源，全方位影響人們的生活和意識形態。

　　2016年是美國的大選年，各路候選人早早便利用手中的媒體資源，極力拉近與選民的距離。但是，與媒體互動需要花錢，而且不是一個小數目。在初選期間，《紐約時報》曾推出過一份“購買權力”專刊，在美國1.2億家庭中，158個家庭控制了大選初期將近一半的資金來源。這158個家庭不但遍布金融、傳媒、科技、能源、地產、交通、保險、醫療、物流等各行業，而且都住在臨近的社區。8年前的總統大選消耗多達17億美元，2012年已高達20億美元。2010年最高法院通過裁決，美國企業可以不受限制地投入競選資助的裁決，即之后出現的無上限捐款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這一制度的出現不得不讓人擔心資本對政治的干涉和政策的公正性。有專家估算，2016年大選消耗可能超60億美元。

　　信息壟斷——

　　公信力遭受嚴重影響

　　美國媒體越來越集中，公信力連年下降。蓋洛普的民意調查顯示，2015年，表達“信任”和“比較信任”媒體的民眾只有40%，是1997年蓋洛普進行此類調查以來的最低值。18至49歲的中青年人對媒體的信任度更低，僅有36%。具體而言，民眾對報紙和電視的信任度分別只有20%和21%，僅在國會和大公司之上。

　　美國媒體同世界其他媒體制度相比有兩個特點：獨立于政府的自主性和私有制商業化壟斷。上世紀60年代，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曾經制定了十四條原則來規范媒體的公共服務職責，比如10%的時間必須用來播放非娛樂節目。但到了1984年這些原則以“電視節目需迎合地方觀眾口味”為理由被逐步廢除。與此同時，FCC對媒體所有權的控制也在逐步放開。上世紀70年代，FCC曾規定每個法人團體最多可持有7家電視臺，1985年擴大到12家，并在2003年之后逐步取消媒體持有權上限，只要其在當地覆蓋人群在45%以下。這樣做當然為媒體集團帶來了更多經濟效益，但同時造成了信息和資源壟斷。比如美國前十大傳媒集團擁有的平臺數量在2002年已達到300家，而這一數字在1995年還只是104家。

　　FCC的寬松政策間接損害了信息多樣化和代表性。美國政治傳播學者文森特·普萊斯在其對公共意見的研究中發現，美國代議制民主體制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媒體、民意和參選人三者的關系：政客投入大量時間金錢、通過媒體跟蹤和分析受關注的選民的意見動向，再通過媒體把有利于自己的民意調查公布出去。當然媒體精英也不會任由政客擺布。他們會將信息通過其帶有政黨偏見的方式進行篩選，并以評論、分析、數據的方式呈現給選民和政客。

　　根據媒體研究所和美聯社所做的一份調查，只有6%的民眾對媒體“有信心”。這份調查顯示，民眾普遍認為，美國媒體的報道應該更加公平、平衡、準確、完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根據布魯金斯學會和公共宗教研究所2014年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喬恩·斯圖爾特主持的《每日秀》比微軟全國廣播電視有限公司（MSNBC）在新聞方面更有“公信力”，《每日秀》是一部新聞諷刺節目，對當下發生的新聞故事、政治人物、媒體機構進行諷刺，實際上是一個娛樂節目，而微軟全國廣播電視有限公司是美國主要的新聞電視網之一，但民眾卻認為《每日秀》更值得信任。

　　媒體集團同政治圈有密切關系，主要通過政治廣告來維系關系。穆迪分析師卡爾·薩拉斯說：“政治廣告是一樁暴利生意，對媒體日益重要，政治廣告收入占其總體收入的10%到12%，且比例一直在不斷增加。”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首席執行官萊斯利·穆維斯表示：“很顯然，2016年大選有更多‘火花’，這對我們來說意味著更多收入。”

　　除了有全國影響力的有線電視網絡，地方電視臺，尤其是“搖擺州”的電視臺在選舉年都會獲得巨額政治廣告訂單，據皮尤研究中心統計，2012年大選年和2014年中期選舉年份，地方電視臺的政治廣告收入分別達到5.73億美元和6.96億美元，而在2013年非選舉年，地方電視臺的政治廣告收入只有4988萬美元，大選年黨派和候選人競選團隊的投入可見一斑。

　　不僅如此，在大選年，其他類型媒體也將迎來豐厚的政治廣告收入。據估計，2016年，媒體網站、電臺、報紙的政治廣告收入將分別達到12億美元、9.16億美元和8.82億美元。

　　甘當應聲蟲——

　　在華盛頓報道全世界

　　美國媒體一直以“自由”“專業”“客觀中立”等標榜，不過國際觀察家指出，很多美國學者也都承認，美國媒體在很多情況下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場進行報道，在涉及外交事務時更是如此。這些當然都不是通過成文的法律法規規定的，而是通過新聞報道的價值觀和“政治正確”，成為普遍遵循的規則。

　　事實上，美國媒體遠非獨立，媒體要依賴政府作為主要的消息來源之一，很多媒體因此不惜犧牲原則，以優先獲得新聞線索。《紐約時報雜志》今年5月刊發長篇報道，向公眾披露了美國白宮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本·羅茲在伊朗問題上精心操縱輿論，在專家學者、媒體中培養“應聲蟲”的內幕。文中說，奧巴馬政府精心培養了一個大“關系網”，包括官員、專家、專欄作家、報紙記者、網絡寫手和外部支持者等，他們在包括社交媒體的各個場合用來自“白宮高級官員”和“發言人”的引語來為白宮背書。白宮“透露”的信息“搖身一變”就會成為主流媒體報道。

　　在羅茲口中，一些美國媒體的國際新聞報道成了一種滑稽的游戲：“所有這些報紙以前都設有駐外記者站，現在情況變了。他們打來電話，讓我們跟他們解釋莫斯科和開羅正在發生什么事。大多數媒體會在華盛頓報道世界新聞。”羅茲還稱，采訪他的記者“其實什么都不懂。”

　　羅茲的助手內德·普萊斯還自曝記者甘愿當他們“傳聲筒”的“竅門”：利用通報平臺，每個平臺都有專門與其對接的記者團，美國政府發布消息，就會有記者將這些消息“成倍放大”。通過這種方式，美國媒體成為政府塑造某些新聞事件的重要一環。《紐約時報》評論說，這種做法像是塑造了一個“奧威爾式的信息空間”。

　　今年4月，反對金錢政治的“民主之春”運動在美國國會大廈廣場持續一周，幾千人參加游行示威，每天都有多名民眾被捕，但是美國多數主流媒體在這一問題上保持了難堪的沉默。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赫伯特·甘斯在《新聞中的價值觀》一文中，對美國國內新聞報道字里行間隱含的價值觀進行了總結，分別是“民族優越感”“無私的民主”“負責任的資本主義”“小鎮田園思想”“個人主義”“政治溫和主義”等。

　　《華盛頓觀察》高級政治撰稿人蒂莫西·卡尼認為，美國媒體的偏見是真實存在的，傷害了新聞報道的質量，加深了公眾的不信任。卡尼認為，在這些偏見中，最明顯的是所有媒體都使用“吸引眼球的描述方式”。此外，華盛頓的媒體立場傾向于華盛頓的“解決方案”。占壓倒性多數的美國媒體偏向“自由主義”，自由派的媒體人員流動也都在自由派之間進行，導致媒體從業者對保守派的觀點不熟悉。

　　大選期間，金錢政治對于新聞自由的腐蝕和傷害更加嚴重。首先，“受關注選民”受到矚目的反面，是對選票影響甚少的少數和弱勢群體遭遇邊緣化。這里的“少數和弱勢群體”不一定是經濟意義上的窮人，而是選民比例中的少數族群和政治氣候下的弱勢群體，比如亞裔雖然整體上擁有較高收入和學歷，但因為人口比例小而在選舉期間不是幾乎不被提及，就是“被代表”。很少有候選人會為了像爭取拉美裔和非裔選票那樣推出有利于亞裔的政策，而為了爭取占選民比例更大族裔的選票而損害亞裔利益的政策，倒是屢見不鮮。

　　此外，媒體報道中的黨派偏見愈加明顯，比如福克斯新聞傾向共和黨，而CNN、MSNBC則對民主黨更加友好。選民大多依賴媒體獲取信息，由于所關注的媒體不同，對議題的重要性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判斷。這種認知差異如超過一定程度，便會喪失交流和討論空間，造成民意兩極化，對政策制定和民主制度都是有害的。在社會議題碎片化的同時，商業媒體選擇將更多的關注點放在候選人的性格、外形等方面，而非重要議題上。誠然，領導人的形象氣質十分重要，但關注點的跑偏損害了公眾通過媒體獲取重要議題信息的權利。而在對議題知悉甚少的情況下行使投票權的選民，也很難對自己的決定和國家政治有信心。（鄭珮為美國伊莎卡學院助理教授，張朋輝為本報駐美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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