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嗣炳專藏·家國情懷

　　數千件珍貴古籍文物遺贈海南黎族地區

　　樂嗣炳：為學一生家國一世

　　1930年代的樂嗣炳

　　樂嗣炳與妻子楊景昭

　　1980年代的樂嗣炳

　　他曾擁有難以計數的古籍、字畫和其他文物，價值連城；卻又在困難時期身無分文。這一“富”一“貧”，恰是他人生的寫照。他的“富”，富在了文物收藏，富在了學富五車，更富在了為國收藏的擔當與情懷；他的“窮”，窮在了個人生活，也窮在了為自家人留下的財富上。

　　1988年，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之后，省民族博物館接收了一批珍貴的文物捐贈。這批文物中包含了1500多冊件古籍，3500多冊件書籍，1000多件字畫和拓片，以及1000多種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古錢幣。這樣一批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令人嘖嘖稱贊的文物正是來自這位既“富”又“貧”的現代語言學家、民俗學家、文物收藏家——樂嗣炳。

　　不久前，應海南省古籍保護中心邀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派出全國古籍保護專家沈乃文、張麗娟前往五指山市，鑒定這批文物中的百余部古籍。兩位專家認為，這些古籍版本類型豐富，專題特色突出，是一批珍貴的古籍資源。一冊一物之間，樂嗣炳的家國大愛躍然紙上。

　　　一生好學心系國家

　　復旦大學中文系退休老師吳中杰教授在他的紀實作品《海上學人》中，用這樣一小段文字作為介紹樂嗣炳的開篇：“復旦真是藏龍臥虎之地，除了一些耀眼的明星以外，還隱藏著許多平時不露相的真人或異人。有時，你在校園里碰到一個很不起眼的老頭，一打聽，原來是江湖上有名號的人物，拂去歷史的塵埃，就會發現，在他身上還聯系著一段文化史或政治史。樂嗣炳先生就是復旦園里這樣一位不起眼的老頭。”

　　這段簡單的文字很貼切地道出了樂嗣炳一生的基調。1901年，樂嗣炳出生在浙江鎮海縣(寧波鎮海、北侖兩區舊稱)，由于家境貧寒，他總共只讀過5年書，連小學都沒有畢業。家庭的貧困迫使他從小就跟著父親在外地謀生。還是少年時，他就獨自在河南打工。1919年，18歲的他正式走上講臺，在上海成為一名工讀學校的教員，教國文，并從事蠟燭、肥皂、牙粉、墨水等手工藝制造業。

　　后來，經上海救國十人團總干事介紹，樂嗣炳進入了“注音字母傳習所”，在這里，他通過閱讀一批名家學術集論著，扎實地打下了語文學的基礎，并引發了對語文改革的興趣，從此投身于語文改革運動。

　　白話文運動在“五四”時期達到新高潮，樂嗣炳和一眾友人著書辦刊，宣傳國語教學，推廣注音字母，沒過幾年，他就躋身于語文改革專家之列。在他看來，這樣的語文改革是社會改革的一部分，因此，他也參加了許多愛國運動。他憑借著自己的努力好學，一步步成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更成為中國現代漢語使用和推廣的先驅和民俗學的奠基人。

　　文物是他的生命

　　“九一八”事變后，樂嗣炳辭去了復旦大學的教授職務，專心研究中國文化。在此期間，出于自己的專業所愛，他大量收集古籍，不僅如此，他還常去上海的廣東路“淘”古玩。據親友們回憶，當時，樂嗣炳經常去上海的四馬路(福州路)淘書，一去就是大半天，回來時黃包車上總是好幾捆書。

　　海南省古籍保護中心曾采寫過《赴湯蹈火保衛國家，拳拳愛心保護古籍》一文，講述了抗戰時期樂嗣炳保護古籍的事跡。文中提到，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2月1日，日本浪人縱火燒毀東方圖書館及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民國時期著名藏書家周越然的書齋“言言齋”也被炸焚，古籍散落，被街頭小販賤賣。潛心研究中國文化的樂嗣炳深深意識到中華古籍和民族文化將要面臨危機，于是，他用自己大部分的收入購買流落街頭的古籍，即使有的古籍善本價格昂貴，他也會慷慨收集，不惜資金。樂嗣炳的長女樂俊音回憶：“他要把散落民間的文物收集挖掘整理出來，獻給國家。”

　　上海淪陷后，樂嗣炳全家輾轉至其妻子楊景昭的家鄉——三江縣丹洲。離開上海時，家里有不少東西。據家人回憶，樂嗣炳說什么都可以留下，唯有古籍和文物不能留下。從上海到柳州，再到三江縣，他們一路保護著二三十箱的古籍和文物不被炮彈轟炸。樂嗣炳的次子樂俊魚說：“古籍和文物就是我父親的生命！”

　　不少人都誤以為樂嗣炳“不愁錢”，所以收藏了如此之多的古籍和文物。事實上，視古籍如生命的他生活十分清貧，據樂俊魚說，顛沛流離到廣西后，當時不少學者被生活所迫，都將帶過去的古籍和文物賤賣。他家的生活也陷于貧窮，但母親為了支持父親的事業，變賣自己的嫁妝和首飾，支持樂嗣炳購買古籍和文物。在丹洲，為了保護古籍，樂嗣炳的岳父還動用了“棺材本”，把自己的壽木拿出來，讓他做了十幾只可以保存古籍的楠木箱子。全家人的支持是成就樂嗣炳珍貴收藏的重要原因。

　　情系少數民族

　　為海南捐數千文物

　　很多人都以為，樂嗣炳能夠如此慷慨地將數千件文物無償捐贈給海南省民族博物館，可見他必定是在該地區生活過，對這里有著深厚感情。可事實卻是，樂老生前從未踏足過海南的黎族地區。

　　那么，他與海南的淵源又是在哪里呢？

　　上世紀40年代時，為躲避戰亂，樂嗣炳一家躲去了三江縣丹洲，此地隸屬廣西柳州，處于桂、貴、湘交界，居住著侗、壯、苗、瑤等十余個民族的人們。借著這樣的資源優勢，一生好學的樂嗣炳利用他的語言學專業，開始了他的民俗學研究。他實地考察各民族的語言、風俗、習慣、歌謠等，跋山涉水，深入民間，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也正因如此，他被聘為廣西教育研究所的特約研究導師。

　　據其家人回憶，這一段與少數民族同胞的親密接觸讓樂嗣炳癡迷于少數民族獨特的文化，他們的能歌善舞、返璞歸真都讓樂嗣炳十分欣賞。

　　就這樣，一份對少數民族的至深感情讓樂嗣炳在其遺囑中提到，要將一批文物捐贈給海南的黎族地區。1988年，以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為契機，加之當時的海南省民族博物館收藏較為薄弱，他的家人遵照遺囑進行了正式捐贈。

　　省民族博物館原館長王國全當年赴上海接收這批文物，樂嗣炳夫人楊景昭向他提到，樂嗣炳生前曾說過：“我在，古籍和文物在；我不在時將這些送到海南的黎族地區。”

　　這批古籍從上海到廣州，從廣州到柳州，從柳州到丹洲，最終又回到上海，收藏和保存的過程充滿艱辛，它們凝聚的是樂嗣炳對中華文化的綿綿愛意，對國家的一份奉獻擔當。

　　從上世紀60年代起，樂嗣炳將其收藏的大量文物進行了4次無償捐贈，捐贈對象為上海博物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以及海南省民族博物館。樂嗣炳從未在海南生活過，但黎族地區能夠被他選為心愛文物的受贈對象，更能深刻體現出他的境界與擔當。他認為這些文物都是國家的，將其捐贈給國家是他的事業。

　　如今，這批由樂老捐贈的文物已在五指山靜靜度過近30年，“樂嗣炳專藏”在向人們展示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同時，也體現出一位胸懷曠達、淡泊明志的文化大家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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