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員忙轉行 加盟式快遞商怎么辦

　　記者 史額黎 實習生 劉言

　　佐小祎沒想到，她一氣之下發出的帖子，把春節過后的快遞積壓問題再次推上了風口浪尖。

　　當時佐小祎一共有8件快遞積壓在北京圓通花園橋公司。正月初六，她曾給該站點打過電話，但一直未能接通。負責寄件的哈爾濱圓通表示，剛過完年該站點可能還沒上班，讓她再等等。

　　等到2月中旬，佐小祎才從哈爾濱圓通的客服處聽說：花園橋公司已經倒閉了，想拿快遞的人只能自取。2月11日，她來到該站點，看到隨意堆積的快遞從門口一直蔓延至站點最深處，“當時都傻了”。佐小祎和家人試著找了兩個小時，同時還有幾個收件人也在找快遞，但基本沒人找到。

　　在場的幾位圓通前員工說，他們也不知道怎么辦，圓通欠他們少說八九萬元工資。甚至當有人開玩笑說隨便拿點值錢東西時，前員工也表示“你拿了我們也不攔你”。感覺挺生氣的佐小祎索性拿起手機，把現場照片發到了貼吧上。

　　北京圓通站點爆倉引發熱議

　　2月15日，佐小祎發布的題為“圓通快遞北京站點倒閉”的帖子開始在微博上流傳，并引發了關于圓通快件大規模派件延遲的討論。多名網友反映其在北京海淀、豐臺、石景山等圓通站點的快件沒有按時送達，網點電話無人接聽。

　　當天，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來到網帖中的北京圓通花園橋公司，該公司已經大門緊閉。公司外，自稱為花園橋公司三級承包商的鄭凱告訴記者，由于經營不善，加上延誤、丟件的罰款數額巨大，自2016年下半年起，花園橋公司資金鏈斷裂，同時出現了拖欠工資的現象，有的員工被拖欠了半年之久。而鄭凱至今沒拿到2016年10月、11月的工資和派送費，他來公司也是想向老板索要欠款連同押金將近3萬元。

　　據鄭凱介紹，花園橋公司春節前的快件都送得差不多了，只有幾百件。但春節后，來的員工少了很多，并且因為拖欠工資的問題不愿意派件。不過，也有接近北京圓通的人士向記者透露，北京圓通在年后迅速將該站點轉賣給新老板，由此引發了老員工的罷工行為。

　　不斷發酵的輿論，引起了政府主管部門的重視。鄭凱稱，前幾天，有關部門曾派人來花園橋公司處理事務。同時，圓通對快遞員承諾，將原來每件1元的派送費上調到1.5元，并且當日結算，希望快遞員能夠盡快將積壓的快遞派送出去。

　　一位來到花園橋公司的北京圓通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邊積壓了3000多件，從13日已經開始配送了，在兩天之內全部配送完。總公司會來處理員工的工資問題，在3月1日前處理完。原來的老員工已經在派送之前的快件了。”

　　圓通速遞2月15日提供的材料表示，“網友反映涉及的花園橋網點經營不善問題，公司此前已作出內部調整。對于網點調整期內的快件，圓通速遞華北管理區第一時間響應并部署妥善處置派送。目前，花園橋網點區域的快件都在派送中，預計明天(16日)全部派送完畢。”對于花園橋公司拖欠工資問題，圓通相關負責人并沒有予以正面回應。

　　佐小祎向記者確認，2月12日她再次來到該站點時，已有新員工在此分揀快遞。她當天找到1件快遞，并于16日收到了其余的3件。至于剩下的4件快遞，只好通過重新發貨和直接退貨的方式解決。此前一直聯系不上快遞員的楊先生，也在17日和18日分別收到圓通豐益橋站點發來的快遞。

　　然而，還有一些用戶仍在苦苦等待著快遞。海淀的池安麗表示，她從2月11日開始給圓通上地公司的快遞員打了11個電話，但對方徹底“失聯”了。上地公司的客服對她解釋，現在配送員少，快件較多，并答應幫她聯系快遞員。可是一直等到20日，她才收到快遞員姍姍來遲的電話，原來快遞的信息被錄錯了。

　　不只是外賣，眾包物流也在和快遞搶員工

　　實際上，北京圓通的快遞積壓并不是個案。春節過后，媒體先后曝出上海申通、青島天天快遞等網點出現了爆倉問題。

　　據報道，除了過年期間快遞員希望在家多休息，部分快遞員轉行去送外賣，也是導致節后快遞企業人手短缺的原因。其中，工資較高，工作較輕松，且繳納五險一金，都是外賣工作優于快遞的因素。而據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調查，不只是外賣企業，第三方眾包物流平臺也在吸引著快遞員加盟。

　　曾經在韻達和匯通做過4年半快遞員的小竇，去年選擇成為眾包物流平臺的員工。無論給點我達配送外賣、鮮花，還是做菜鳥裹裹的網購退換貨對接，小竇最大的感覺是自由多了，“想接單就接，不想接單就休息”。

　　餓了么的眾包員工陳馳兩三年前也做過快遞員。他告訴記者，兩種崗位真正的差距體現在工作強度上。陳馳稱，外賣員有中午、晚上兩個工作時段，每天工作八九個小時。但跟他一起合租的快遞員，每天要工作15個小時。此外，快遞種類繁多的規格，以及收件人在家的不確定性，也為快遞員平添了配送難度。

　　其實，因為工作性質接近，快遞員與外賣員的雙向流動十分普遍。張師傅以前在鄭州一家名為UU跑腿的眾包物流平臺工作，“送外賣，送東西，什么都干。”由于家人目前在北京居住，他很不情愿來到北京當快遞員。

　　才干了兩三個月，張師傅就已萌生去意，“一天到晚太累了。”他每天要從早上7點干到晚上八九點，甚至有時候半夜回到家，也會有收件人的電話追來：“我那個快件給放哪了？”而各種莫名其妙的丟件罰款，更是讓張師傅焦頭爛額。“1月21日的件，我跟他說好放在樓下的超市里。到了30日，他才打電話說找不到件了，中間那么長時間他也不去找”。

　　最近，張師傅總喜歡打聽外賣員的工資。他試探性地問過對方，每天能不能掙200多元，卻得到了對方“可不止”的回答。跑得快的外賣員每天能接四五十單，一單提成七八元，這讓每月收入4000多元的張師傅羨慕不已。思來想去，他又生出了回家做UU跑腿的念頭。

　　不過，也有百度外賣的眾包員工向記者表示，快遞員和外賣員工資差別不是很大。他在百度外賣工作了一年，每個月平均工資就是六七千元。只有從早上起床干到晚上12時，不停地出單，才可能掙到萬元左右。“要是外賣的工資真有網上說得那么好，辦公室里的人也都出來干了！”

　　招不到人，罰款來了，成了惡性循環

　　加盟式快遞層出不窮的罰款，也讓快遞業的人員流失雪上加霜。

　　小竇坦言，自己離開快遞業的主要原因就是罰款太嚴，“本來送一票件就賺1元，還沒人愿意做，但是有的一票件就能罰到1000元。”據他所說，快遞保丟的時效是3個月內，3個月內客戶反映沒收到件，快遞員就得賠錢。有的客戶會給國家郵政管理局投訴，這種升級投訴罰得更多。雖然郵政不會罰公司的錢，但是公司會罰分公司的錢，層層轉嫁下來。

　　在小竇看來，春節過后的罰款問題尤為突出。同他一樣，大部分快遞員是過完正月十五才回來的。由于人手不夠，導致當天的快件清理不出來，年后的快遞就會越積越多。跟不上總部的時效，就得罰款。北京申通的三級承包商賀軍也表示，“年底年初罰款太多，小站點干不下去的挺多的。”

　　賀軍說，罰款分為很多種類。實際金額不超過400元的物品遺失，罰款400元，超過400元的就按實際金額賠償。延誤投訴的罰款，一天就是50元。至于阿里菜鳥的投訴，如果接到顧客的第二次投訴電話，就要罰款500元。

　　賀軍不是不知道罰款對于改善服務質量的重要性，但現在的實際情況是罰款超過了員工的承受能力。“干快遞的都知道，招不到人，派不出去件，罰款就來了，成了惡性循環”。

　　曾任某快遞公司加盟商的宋凡告訴記者，幾乎所有的快遞公司都是通過“以罰代管”進行管理，用以維護運營網點的穩定。但是在實際執行中，一些快遞公司往往變了味，通過罰款來達到賺錢的目的。

　　與此同時，加盟式快遞公司內部的暗箱操作也很突出。宋凡認為，順豐等直營式快遞可以把公司制度從頭到尾、不折不扣地執行下去。加盟商與加盟式快遞管理人員的親疏遠近，則會對實際的罰款金額產生影響，“導致沒有門路的人越來越糾結了”。

　　中國物流學會特約研究員楊達卿分析道，快遞企業對罰款的處理方式存在矛盾點。企業想通過罰款提高員工的安全意識、規范意識，但加盟式快遞的員工90%可能屬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并不是熟練員工。如果罰款力度持續高壓的話，員工很容易流失掉。

　　“反過來說，直營式快遞員工對罰款的抵觸會少些。因為工資等各方面待遇確實是你的，要是處罰的話，員工作為自家人的接受程度也會高些，因為他的處罰和歸屬感是相對匹配的。”楊達卿說。

　　楊達卿還稱，快遞員的人員構成也加重了他們對罰款的反感。北京交通大學、阿里巴巴研究院在2016年聯合發布的《全國社會化電商物流從業人員研究報告》顯示，快遞員年齡以20~30歲男性為主，近八成是農村人口。“90后快遞員對企業的歸屬感、榮譽感和維權意識更強烈。如果一個企業持續罰款的話，90后很容易撂挑子”。

　　人口紅利透支，快遞企業需要反哺員工和加盟商

　　在這種情況下，直營式快遞對快遞員的吸引力逐漸顯露出來。

　　賀軍告訴記者，直營式快遞的罰款很少，他們更多的是通過扣分管理員工。他說，京東快遞每個員工一年有12分，扣完就清退。除了丟件，基本不罰款。當然，因為走高價路線，派件量較小，直營式快遞的延誤也相對少些。

　　因此，賀軍身邊的許多人都動起了跳槽去順豐、京東的念頭。他告訴記者，他認識的一個人為了去京東快遞去年等了三四個月，過完年京東招人時，才終于入職。“主要是有保險，然后工資還高啊，人家肯定有優勢啊”。

　　不過，一位京東快遞的員工稱，他每個月六七千元的工資和加盟式快遞員差不多，也就多個保險。來自山東的他準備先在北京干幾年，攢攢本錢，再考慮做點小買賣之類的。至于五險一金，他覺得，“還不如多發點錢呢”。

　　楊達卿對記者表示，中國農村有幾億流動人口，如果非要按照既定的福利待遇，快遞企業肯定負擔不了這么高的成本。但他認為，快遞企業可以去探索一種更折中的辦法。既能滿足快遞員需要的保險，也能起到降低企業流動性的作用。

　　“現在很多做上門家政的人，他們可能不是美團、大眾點評等O2O平臺的員工，而是和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簽訂的合同。快遞企業可以投資這種企業，幫助它們管理這些流動的員工。”楊達卿說。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楊達卿認為加盟式快遞面臨著轉型升級的問題。他表示，加盟式快遞和直營式快遞各有利弊，不能因為幾個網點的異動，就認為加盟模式需要徹底變革掉。不過，目前中國勞動力結構的變革的確給加盟式快遞帶來了新的挑戰。

　　“從1993年順豐、申通等第一批快遞企業成立，20多年來飛速發展的快遞企業吃的是中國廉價的人口紅利，但這些紅利今天已經被透支掉了。數據顯示，目前快遞員的工資漲幅是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幾，快遞員的業務量大幅增加，但他們的工資沒有明顯增加。”楊達卿說。

　　因此，楊達卿表示，如今已走向資本市場的加盟式快遞可以考慮，把發展紅利反哺給加盟的企業和快遞員，不要讓他們做透支下的經營。在他看來，上市后資金充裕的快遞企業可以做三點改善。

　　首先，在新的市場環境下，加盟式快遞可以大量推出合伙人模式，在股權結構上形成公司與加盟商的利益紐帶。同時，總公司也對加盟商進行一定資金支持，確保加盟商在整個生態體系里是共同成長的。

　　其次，快遞企業可以采用更先進的技術手段，壓縮過去金字塔式的管理層級。“過去的管理可能是從全國到大區到省到市到縣，層層加盟實際上往往是層層拔毛。而將管理層級砍到兩三級時，出現的讓利空間就可以反哺給加盟商和快遞員”。

　　此外，楊達卿還認為，雖然公眾需要理解快遞員要回家過年。但是快遞企業也需要思考，如果每年春節都出現癱瘓的情況，那么能不能通過大數據等特殊手段預測下，確保企業在春節后有足夠的人力可供使用。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池安麗、陳馳、賀軍、宋凡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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