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資源的“貧”（稀缺）與“富”（富有）是導致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公共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正是解決稀缺資源在“貧困者”與“富有者”之間的配置，滿足資源“貧困者”的需求，進而逐漸縮小貧富差距，使國家公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貧困的基本含義是稀缺，在對有限資源進行配置的過程中，一些人成為資源的富有者，另一些人成為資源的稀缺者，進而導致財富創造能力的不足。這里的資源，是指創造財富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環境條件，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制度、管理、技術、信息等。根據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在任意的資源初始分配狀態下，通過市場的自由交換，資源配置的結果都是帕累托最優狀態。這其中隱含了資源的有效率配置并不等同于公平的意思，一是初始資源稟賦存在差異，二是初次分配結果存在差異，二者都可以導致貧困的產生。在初始資源稀缺的狀態下，經過初次分配過程，這一稀缺狀態會進一步惡化，貧富差距由此加劇。

　　初始資源稟賦一般被界定為“進入財富創造過程之前所擁有的、可用于創造財富的資源”。初始資源稟賦不足，會直接導致缺乏財富創造的機會和能力，也就失去了改變貧窮現狀的機會。初始資源稟賦稀缺的貧困人口，表現為內在資源的不足，比如勞動力自身的人力資本（教育、健康、心理等）的不足。初始資源稟賦稀缺的貧困區域，表現為外在資源的不足，比如環境（地理環境、區位環境）、礦產資源、土地肥沃程度等方面的不足。正是由于初始資源稟賦在不同個體、區域之間呈現出來的差異，導致了最初的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

　　初次分配也往往導致貧富不均。初次分配是對初始資源稟賦所創造的財富總量進行分配，更加關注經濟效率，但結果并不必然是公平的。從初次分配的結果來看，政府、企業、勞動者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可能是不合理的，比如政府與民爭利導致財政收入增長明顯快于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導致部分行業收入過高、資本侵蝕勞動導致勞動收入占比過低等。顯然，在初始資源稟賦不足形成的初步貧富差距的基礎上，初次分配結果的不公平就會產生“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使得個人之間、區域之間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扶貧正是對貧困者所處的資源稀缺狀態進行的干預，通過扶貧資源的供給，彌補初始資源稟賦稀缺和初次分配的不公，是對財富總量進行再分配的過程。根據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公平的均衡配置可以通過適當改變初始資源稟賦在不同個體、不同區域之間的配置來實現，并且不會必然產生低效率。在干預的過程中，干預的責任主體以及如何干預是必須解決的兩個關鍵問題。關于干預的主體，由于貧困既是經濟問題，也是公共問題和社會問題，需要公共干預，因此各級政府對扶貧有著天然的責任，這在我國已形成共識。關于如何干預，由于初始資源稟賦和初次分配都可能是導致貧困的因素，因此要采取差異化的干預方式，最終使資源稀缺者具備財富創造的能力和機會，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脫貧。

　　精準扶貧就是針對不同致貧因素，采取差異化的干預方式來實現脫貧。

　　精準扶貧的第一個要求是，準確、有效識別貧困者對于資源的差異化需求。不同類型資源的稀缺會導致不同類型的貧困形態，資源稀缺是所有貧困者的一般特征，而不同的個體、區域的致貧因素是有差異的，呈現出特殊性，有的是初始資源稟賦稀缺形成的，有的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結果?！耙坏肚小笔降姆鲐氄唢@然不能滿足各個貧困人口和區域的差異化需求。基于此，精準扶貧的前提在于準確把握貧困者對于稀缺資源種類及數量的實際需求，以此作為制定有效扶貧政策的依據。

　　精準扶貧的第二個要求是，在不同的扶貧方案中選擇最優的方案。最優扶貧方案的判斷標準要同時包含公平和效率，既要進行以經濟利益為考量的成本收益分析，也要展開以公共利益為考量的成本收益分析。經濟利益最大化與公共利益最大化共同組成的總體利益最大化，是精準扶貧的關鍵。一方面，對于貧困人口和貧困區域來說，扶貧資源在短期內難以實現經濟產出的大幅增加，因此，成本收益比率往往低于合理的標準，這就需要充分考慮扶貧資源帶來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作為稀缺資源的一種，扶貧資源的配置要與貧困人口和貧困區域對稀缺資源的需求相匹配，有效提高扶貧資源的配置效率，才能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同時，實現成本的最小化，進而趨近于成本收益最大化。

　　精準扶貧工作的有效推進，要建立在需求側與供給側改革的基礎上。有效識別貧困人口和貧困區域對扶貧資源的需求，是需求側改革的基本內容；提高扶貧資源供給的質量與效率，是供給側改革的基本方向。

　　一是建立動態的需求識別機制。需求的有效識別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第一層次需求識別的關鍵在于需求表達機制（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與需求調研機制（自上而下的需求調研）的建立。需求表達機制更多的是針對以貧困人口為單位的個體需求方，主要由申請、審查、評議等環節組成。需求調研機制由供給方主導，更多的是針對以貧困區域、群體等為單位的需求方，對產業、自然資源、區位優劣勢、基礎設施現狀等進行分析。第二層次需求識別的關鍵在于保持動態性，即貧困的考核機制與退出機制的建立，便于將新的貧困者納入，同時使脫離貧困狀態的非貧困者退出，進而推進扶貧資源的優化配置。

　　二是實現扶貧資源的有效供給。扶貧資源供給質量和效率的提高，表現為既要通過再分配縮小初始資源稟賦的差異以實現起點公平，也要縮小初次分配不公。具體可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通過公共物品與服務的供給，增加貧困者的初始資源稟賦，提高財富創造和再創造的能力。對于貧困人口來說，基礎教育供給、嬰幼兒營養健康改善、職業技能培訓等是彌補初始資源稟賦稀缺的主要途徑。對于貧困區域來說，在遵循可持續性的原則下，優化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結構，與貧困區域的發展環境相匹配，充分發揮其作為“社會先行資本”的功能。其次，推進分配制度改革，促進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政府還富于民和讓利于民、切實提高中低勞動者報酬、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等，都有助于最大程度地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對于減貧的負面影響。最后，以社會福利與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公共政策體系為屏障，確保貧困人口能夠維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標準。

　　（作者：朱松梅、李煒，單位：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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