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出本書，我們三五年，人家三五萬。”一位高校教師的感嘆，道出了大學教材的“掛名主編”亂象。據媒體調查，只要花錢就能在大學教材上掛名，“第一主編9000元，第二主編8000元，第三主編7000元”。從內容代寫、主編掛名、出版入庫到代購代銷，圍繞圖書“掛名主編”，已形成了一條灰色利益鏈。

　　教材“掛名”之所以可行，有幾個前提：首先，能夠掛名的教輔類書籍大都是協作出版物，不僅有作者，還有主編、副主編、編委會。通常而言，不同作者負責不同篇章的內容創作，主編、副主編主要負責承擔統稿和聯系作者這類行政事務性工作，某些編委會成員則承擔顧問角色。第二，在學術著作出版的過程中，有關單位要使用出版社的專有出版權，就得授權出版社進行代理，出版社進一步將代理權分發給中介商，所謂“代理權”，有時候就包括“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以及廣泛的人脈關系，幫助權利人爭取各種簽約機會”。第三，學術著作、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方面的圖書印數較少，其有限的圖書出版成本超過發行收入，而通過掛名，既可以得到單位、協會等方面的財力支持，在發行上也有了保證。這一模式中的關鍵問題，在于“代理權”可以分發到中介手里，中介為謀取利益，自然就會打掛名的主意。

　　“代理權”外包給中介商，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買賣書號”。概括地說，是國有出版單位以合作出版的名義，利用其出版專有權，將圖書出版的編輯（終審權）和經營權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轉讓給非出版單位。究其原因，是因為圖書出版門檻很高，而書號進行總量控制，使得本來只是一種標識的圖書編號，反倒成了稀缺品，有了經濟價值。通過交易，出版社賺管理費，代理商賺暢銷書的出版利潤、教輔書的渠道利潤。尤其就教材書而言，很多單位和組織可以介入一般指定用書的發行。相對而言，大學教材不指定，但只要“掛名主編”，無需費力，也能保證一定的收益。另一方面，從供需關系上講，具有評定職稱需求的人也不在少數。雖然根據《著作權法》，沒有主編、副主編的說法，但是在很多單位的評定過程中，他們都被列為一種評審條件，在部分情況下，主編、副主編似乎比創作人員還要更勝一籌。

　　“掛名主編”是“買賣書號”的升級版。單單就“掛名”這一環節而言，可以采取針對性的治理措施，比如掐斷變味的供需關系，切入點就是不再將主編、副主編、編委等作為評職稱的條件。再就是對學習輔導類圖書的發行進行規范治理，要求圖書發行與機關的利益脫鉤，規定由出版社承擔發行任務，在專有出版權的使用上規定不得再分發。但要從根本上化解好“買賣書號”難題，還需要采取更深入、更有力的方式方法。從這些年受到查處的出版社來分析，買賣書號的大都是地處邊緣或出版資源比較匱乏、內部管理不善的出版社，把買賣書號當成了其生存、生“財”之道。對此，應該考慮建立出版社的退出機制，設定具體考核指標，分門別類、嚴格打分，不搞終身制，對于優秀出版單位不限書號，對低等級單位減少書號數量，直至取消其圖書出版資格。

　　近年來，圖書出版界有增無減的買賣書號現象，阻礙了出版業的可持續發展。盡管相關方面三令五申，出臺了一系列制度，但這一亂象仍沒有絕跡。這其中，既有它很難被識別和懲處的因素，但根本上來說，是它作為商品屬性的一面沒有得到充分矯治。■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