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２月９日電

　　新華社記者杜靜　謝鵬　徐海靜

　　十年前，發端于美國的危機觸發全球金融海嘯，世界經濟從此陷入長期低增長的“新平庸”。十年后，一場源自華爾街的股市風暴引發全球震蕩，讓“金融危機”這個本已熱度漸退的名詞再次受到關注。

　　一周之內，道瓊斯股指兩度暴跌千點，這輪全球金融市場巨震是否是危機先兆？十年過后，金融危機背后的世界經濟深層結構性問題是否得到解決？各國又是否為應對新的風險積聚做好政策準備？持續的探析與思索仍有重大意義。

　　“閃崩巨震”背后的誘因與變化

　　風暴始于美股。紐約股市道瓊斯指數繼５日大跌１１７５．２１點后，８日再度下跌１０３２．８９點，成為美股歷史上鮮有的兩次千點暴跌。

　　“閃電崩盤。”英國《金融時報》這樣形容近期的美股。截至目前，道指較今年１月２６日創下的歷史高點已累計下跌１０．４％。

　　美股暴跌引發的恐慌情緒向全球擴散，亞洲和歐洲主要股市都步入深度調整。此外，充滿爭議但全球吸睛的加密貨幣市場也未能幸免，比特幣價格較去年末“腰斬”。

　　解讀此次美股暴跌時，華爾街人士多將其歸因于“技術性回調”，是對股市前期虛高的“擠泡沫”。這樣的回調背后有一個明顯的誘因——美聯儲更快加息的預期，而這一因素或將在未來一段時間不斷發酵。

　　２０１７年世界經濟超預期復蘇的一個結果是，美聯儲及其他主要央行可能會比預期更快收緊貨幣政策，而這將給已然“三高”（高位、高估值、高風險）的美國等股市帶來沖擊。

　　目前，在多數華爾街人士看來，此次美股暴跌雖不是牛熊拐點，但釋放出一個信號，即波動性的回歸。過去一周，道指４次出現至少１％的波動幅度；相比之下，２０１７年全年總共出現１０次這樣的情況。

　　“這是市場波動的轉折點。”美國克利爾布里奇投資公司首席投資策略師杰弗里斯·舒爾策說。

　　澳大利亞創新金融研究院院長郭生祥認為：“接下來中小調整將是相對的常態，預期要謹慎，防范要加強，消化要拉長，否則將是一個又一個防不勝防。”

　　“視而不見”之下的風險與失衡

　　對于近日的股市巨震，目前多數觀點認為，這更多是長期牛市后的調整，尚不存在顯著的熊市特征乃至資本市場危機風險。

　　究其原因，一方面，當前全球宏觀經濟依然向好，美國、歐元區、中國等主要經濟體表現良好，基本面沒有顯著變化；另一方面，伴隨世界經濟加快復蘇，企業盈利明顯改善，為股市長期向好提供有力支撐。

　　但也有觀察人士提出，盡管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多年，但其背后的一些深層結構性失衡卻仍未得到根本改善。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引起足夠重視并得到妥善解決，或成為孕育新一輪危機的溫床，有時候風險就像“灰犀牛”般讓人視而不見。

　　首先是虛實失衡。危機爆發前，大量資金涌向美國房地產和金融市場，導致虛火過旺，成為觸發危機的重要誘因。時至今日，虛實失衡問題仍在，這也正是為何美國實施多輪量化寬松之后通脹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增發的貨幣大多留在金融系統，沒有進入實體經濟，這些貨幣既沒有帶來投資增加以刺激生產，也沒有帶來消費增加以推動增長，而是顯著推升了資產價格。

　　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魯比尼說：“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裂痕在擴大。流動性推升的股市高水平與不合理的繁盛反襯出實體經濟的畸形。”

　　其次是債務失衡。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數據，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６年，全球政府、企業和家庭累計債務與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２３４％升至２７５％。從歷史維度看，世界和平時期的全球債務膨脹程度從未如此之高。

　　英國經濟學家馬丁·沃爾夫認為，更高利率或將導致當前可控的債務變得不可控，從而催生新一輪危機。

　　再次是治理失衡。近年來，盡管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有所提升，但仍未充分反映其在世界經濟中的體量與影響力。

　　金融危機十年之后，美聯儲更快加息的預期仍在全球范圍內掀起波瀾。世界被美元綁架的悖論和系統性失衡依然存在。

　　“痛定思痛”后的短視與遠見

　　近期全球金融市場震蕩再次為政策制定者敲響了警鐘：全球金融系統或許沒有想象得那么穩固，當年危機帶來的教訓必須牢記，應保持清醒，未雨綢繆。

　　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各國普遍加強了金融監管，積極構建金融安全網，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發生。然而，這些金融監管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如今卻存在倒退風險，因為就在危機肇始地，特朗普政府正醞釀放松金融監管的措施。這可能會降低資本和流動性緩沖或削弱監管的有效性，對全球金融穩定產生負面影響。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決策者多次強調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并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首。近年來，面對國際范圍的金融“去杠桿”行動，中國按照自身經濟的發展節奏，因時而變，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去杠桿成效明顯。同時，中國強調防止經濟“脫實向虛”，引導金融業重點服務于實體經濟，從根本上把住風險防范的閥門。

　　中國防風險的努力得到國際廣泛認可，中國也因而繼續成為世界經濟的動力源和穩定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利普頓認為，“中國經濟有潛力在中期內安全地保持強勁增長”。

　　近期美股暴跌引發的全球市場波動，再次凸顯各國金融與經濟的高度關聯性，以及大國貨幣政策的外溢性。世界經濟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仍未徹底解決，債務高企、資產泡沫、保護主義、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升級等多重風險又開始出現。要想應對這些挑戰，鞏固發展勢頭，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合作和努力。

　　金融危機以來，面對經濟復蘇的共同任務和挑戰，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通過二十國集團等多邊平臺加強了政策溝通與協調，共同促進了世界經濟復蘇。２０１７年，主要經濟體自金融危機以來首次實現同步增長，國際貿易和投資走出低谷。

　　然而，隨著經濟好轉，部分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合作的意愿卻有所下降。郭生祥指出，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經濟體的合作有效抑制了保護主義，但實體經濟還沒有根本好轉，一些國家就急于拆臺，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泛起，財政貨幣政策缺乏協調，讓實體經濟競爭成本增加。

　　更有國際觀察人士認為，在金融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國，特別是具有系統影響力的主要經濟體在宏觀政策上充分考慮包容性和外溢性，已經是時代所需。（參與記者：劉麗娜、鄧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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