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媒體不斷曝光因父母監護失職致使兒童傷亡事件。盡管我們對類似事件的發生深感不安，但遺憾的是，它們仍在發生。我們在譴責父母監護不力的同時，更要直面事件發生的深層原因。監護不力是兒童傷亡發生的直接誘因，制度不足、規范模糊、配套缺位則是類似事件頻發的深層原因。由此，應將注意力從譴責父母失職轉移到完善制度層面，才是解決問題的合理選擇。

　　從當下的法律體系看，《刑法》《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都涉及監護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問題，但法律責任過于抽象，導致執法層面缺乏可行性與可操作性。《刑法》雖然規定了過失致人死亡罪、過失致人重傷罪，但囿于社會傳統和司法慣例，司法主體很少將因監護不力致使兒童傷亡的行為入罪，如果第三方有過錯，則會追究刑事責任。但是，這會導致兩種后果，損害刑法適用平等原則與罪責自負原則，刑事責任的公正價值、刑法的預防功能會被忽略和拋棄。

　　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法律規定，低齡兒童不能單獨在家、不能單獨過馬路，低于6歲的兒童不能單獨待在車里，否則，就會追究父母的法律責任。在美國加州，如果將12歲以下的孩子獨自留在家里、車上或其他公共場合，若孩子出事，家長將面臨6年刑期，即使沒有出事，若被他人檢舉，家長也會面臨法律制裁及罰款，甚至會被控虐待小孩的重罪。日本厚生勞動省規定，兒童虐待包括把孩子單獨鎖在車里，會對監護人給予嚴厲的法律制裁。在我國臺灣，母親讓兒女單獨穿越馬路而受傷、死亡的，會被依照過失傷害及致死罪嫌起訴。這些可以為我們立法完善、司法進步提供借鑒，我國也當根據當前的法律體系、條文規范及司法狀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兒童監護多元化制度措施。

　　第一，加強對兒童監護的行政監管。《未成年人保護法》對父母監護義務需進一步明確，對監護責任應進一步細化，為行政規制提供可行的法律依據。法律要對一定年齡的兒童不能獨處的地方予以明確，比如，公路、浴場、游泳池、海邊等危險較大的公共場合，家里、車里等相對密閉的空間，窗戶、天臺等相對開放的高處。如果將兒童單獨置于前述場所且不加認真監護的，行政主體就應積極調查，并對監護人予以行政處罰，具體處罰措施可以包括，暫時剝奪監護資格、罰款、行政拘留等。

　　第二，加強對監護失職的刑事處罰。目前來看，監護失職的父母基本不會受到刑事處罰，原因主要有避免家長遭受二次傷害、父母已經受到道德譴責、孩子監護屬于家庭事務等。但是，在類似的事件中，如果父母不能受到應有的刑事處罰，在損害刑法基本原則的同時，也起不到應有的警示和預防效果，對此，司法主體須做出適當改變。首先，司法主體應積極介入類似事件。應根據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和客觀危害，對危害行為的刑法屬性進行判斷和認定。其次，司法主體應慎重界定行為屬性。需理性界分意外事件與疏忽大意，避免將意外事件認定為過失犯罪。對此，可以根據一般人的認識，對行為人的主觀方面進行分析和判斷。再次，司法主體應對危害行為從寬處罰。應盡量考慮非刑罰措施、財產刑，如果非要選擇自由刑，也要盡量適用緩刑，努力做到與其他致人死亡、重傷的案件有所不同。

　　第三，加強對監護責任的宣傳引導。兒童監護不僅是家庭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不但需要監護人的積極參與，還需要各方社會主體的廣泛關注。媒體不但要關注監護失職的各種危害，還要宣傳立法、司法、執法的進步和努力；立法主體要加快法律的修改步伐，盡快完善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體系；司法主體應積極轉變態度，對因監護失職導致的傷亡行為及時介入；社會大眾應從自身做起，檢視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是否做到了認真履行兒童監護的義務。

　　（作者：趙運鋒，系上海政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