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勞動者處于過勞狀態抱怨加班又必須接受

　　職場過勞情況調查

　　在不少人看來,小學教師可能是比較清閑的職業,有寒暑假還能按時上下班。

　　然而,現實情況卻不像旁人看來那么美好。“工作強度很大,在學校一天停不下來,而且壓力大,公開課、推門課各種聽課。脾氣暴躁,回家不想動。”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某小學英語教師鄭艷無奈地說。

　　目前,越來越多的人面臨職場過勞。

　　近日,武漢科技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智勇及其團隊發布了關于職場行為與疲勞狀況的調查報告。結果顯示,超過8成勞動者承受著一般或更高的精神壓力和身體壓力,處于過勞狀態。

　　加班如同家常便飯

　　張智勇團隊的調查結果顯示,職場人普遍反映工作負擔較為沉重,12.9%的人平均周加班時間超過10小時,勞動者每周平均工作47.56小時,超過國家規定的每周40小時的標準工作時間,超時情況較為嚴重；53%的勞動者有時或者經常在深夜仍然工作；36%的勞動者需要偶爾或者經常出差；71.9%的勞動者有時或者經常出現不規律工作的情況。

　　移動互聯網普及之后,工作場所不再局限于辦公室,這種便利性也使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靳先生去年大學畢業后在北京某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做銷售工作,“我們不坐班,工作比較自由,但是有項目時加班會多一些,比如加班見客戶,我曾經一天連續見客戶12個小時,最后腦子都轉不動了”。

　　靳先生告訴記者,他每天工作8至16小時不等,出差是家常便飯。“銷售行業必須時刻維護與客戶的關系,沒有嚴格的上下班時間,可以自己調節,但是客戶有信息時必須立即回復,不然業績會受影響”。

　　在廣東一家大型企業總部負責電商銷售的牛曉燕有著同樣的工作狀態,“‘雙十一’期間產品上線,這幾天幾乎天天熬夜到凌晨監控上線情況,處理不及時就會耽誤銷售”。

　　記者問:“第二天查看上線情況不行嗎?”牛曉燕有些激動地說:“還第二天!上線之后幾萬人在看,出個差錯沒有及時修正就會產生錯誤銷售或者客戶投訴。”

　　“無處逃遁。”在合肥做理財產品營銷工作的郭女士說,“做營銷工作不需要一直待在辦公室,只要有手機,加班已經滲透進了生活,也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加班。我們是按照業績拿工資,沒有加班費。晚上常常要準備第二天晨會的材料、看盤等。”

　　鄭艷告訴記者:“上班的時候幾乎沒有休息的機會,我剛參加工作沒有教學經驗,但是也沒有時間去向老教師請教。我一個人帶了四個班,每天四節課,一周20節課。每天要批改各種作業,還要寫教案、做課件,每天還有早自習,一周四節,一節早自習相當于一節課。”

　　“感覺累不光是因為工作強度大,還有來自校長和家長給的很多壓力。校長向我們要分數,動不動就單獨約談。我現在都不敢發朋友圈,一不小心就會被家長舉報師德師風有問題。”鄭艷說。

　　過勞背后是身體透支

　　張智勇團隊的調查結果顯示,在職場中,81.9%的勞動者承受著一般或更高的身體壓力。與此對應的是:近五分之四的勞動者每周體育鍛煉時間低于5個小時,超過一半的勞動者平均每天的體育鍛煉時間不足1個小時。

　　“參加工作兩年來我胖了20斤,老同學見到我都快認不出來了。”靳先生對記者說。

　　靳先生說:“沒有時間鍛煉,每天陪客戶,應酬很多,有時候一整天都在飯桌上,吃飯不規律。我意識到自己胖了就花好幾千元辦了張健身卡,但是沒時間去,休息的時間都不夠用,哪還有精力鍛煉身體。”

　　靳先生最近發了一條朋友圈,寫道:“我的健身卡終于以血虧的價格轉出去了,前后去過兩次,一次折合800元。”

　　靳先生的健身卡“血虧經歷”并不是個案。記者就此采訪了北京市朝陽區某健身中心的前臺,客服人員說:“辦卡的人有將近一半很少來。”

　　沒有時間鍛煉的后果是職員身體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

　　中國傳媒大學校醫院的理療室門口一大早就排起了長隊,等待做按摩。理療師齊醫生說:“現在很多年紀輕輕的學生和老師來做理療、針灸,都是一個毛病——久坐不活動,肩部和腰部的肌肉長期得不到放松,都是僵硬的,我一按就疼得嗷嗷叫。”

　　“過勞死”的案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實際上這樣的悲劇仍在不斷發生。

　　張豪在北京一家公司做工程師,他對記者說:“公司改革之后,沒有中層領導了,干得好可以直接升為高層,沒有能力或者工作業績不突出只能做最基層的工作,這就導致高層和想要晉升的一部分基層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很大。上個月,公司有一名高層領導在西藏簽約時心臟病突發去世了,可能與他長期高壓高強度工作有一些關系。”

　　高強度的工作也會對子女教育和家庭生活產生一定影響。李紫在北京讀書,她的母親在山西省某銀行工作,“我很小就確定了以后不要從事金融、銀行相關的工作,不想讓我的孩子再有同樣的孤獨感”。

　　她說,“小時候最羨慕的就是媽媽不需要工作的孩子,我媽媽永遠在工作,放學回家很餓了還得強忍著等媽媽下班才能吃到飯”。

　　“工作日每天七點二十開晨會,晚上下班以后開晚會,過年過節要排班,暑假肯定是自己一個人在家,很孤單,寒假會一遍遍地問媽媽‘過年排班出來了沒有,初幾值班?’”李紫說,“后來長大一些才知道,媽媽不僅工作時間長,每個季度還有數百萬元的存款和貸款任務。所以我考大學報志愿時都是避開會計、金融這一類專業。”

　　“印象中年夜飯總是沒有我爸。”陳先生的父親是天津某醫院的骨科主任,“作為科室領導,過年過節不能讓員工值班,所以大家團圓的日子我爸一般都在醫院值班。”

　　說著,陳先生給記者發來一個家庭微信群的聊天記錄,他爸爸晚上七點寫道:“早上七點上班,剛下手術,今天有六臺手術!”

　　“我爸今年50歲了,每天還是這么高強度的工作,而且骨科手術不光是腦力勞動,還是體力活,需要擰螺絲裝鋼板,我很擔心他的身體能不能承受。”陳先生對記者說。

　　過勞感強弱受工作環境影響

　　記者調查了解到,工作崗位不同,對勞動強度的看法也不一樣。對于加班這件事,管理層認為是理所應當的,勞動者應該完成單位給定的任務。在整個社會快跑的節奏下,慢下來談生活的人會被視為“不思進取”。

　　“加班是責任,不思進取的人才下班到點就走。”廣東某房地產融資中心副總經理汪杰直言。

　　汪杰說,“我每天工作10至12個小時,加班很正常,有些人還會主動加班。加班的原因有很多,任務完不成、有時候有緊急狀況,再加上公司有加班的氛圍。抱怨加班有什么用呢?嫌累可以不干啊,什么都不干就不累了,在這個行業就必須適應大環境”。

　　此外,過勞感的強弱甚至倦怠感的產生與職員自身對職業的認同度有關。

　　“雖然工作時間比較長,但我很喜歡現在的工作,并沒有產生倦怠感,畢竟很有趣,有可預期的成長空間、考核很透明,還有錢賺。不熱愛工作怎么能做好工作,人生需要不斷規劃階段性目標,現在累一些能實現目標的話,我覺得還是很值得的。”靳先生說。

　　“我的同事雖然都在調侃,但是該加班的時候都沒落下,有需要的時候都會主動加班。整天游手好閑的人一個月看不出來,三個月就看出來了。我們公司的管理比較透明,一切拿業績說話,沒有那么多彎彎繞繞,拍馬屁不會讓你的工資增加也不會讓你升職。”同為銷售人員的牛曉燕說。

　　但是,多勞多得、清晰的上升空間、完整的新人培養策略對于很多職員來說或許過于理想化。

　　“校長和家長雙方的壓力讓我無數次想辭職,但就是知道就業難才不敢辭職,實際上工作狀態是有點消極的。”鄭艷說。

　　（記者韓丹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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