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仲裁眾生相?丨當法院成為被申請人

書記員送來案卷時，我掃了眼卷宗封皮，瞥見被申請人之一是法院，心底不自覺漫上一縷親切感。再看另一被申請人是人力資源公司，便大致了然，這是一起與勞務派遣有關的勞動爭議案件。

勞務派遣是指由勞務派遣單位（用人單位）與被派遣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把勞動者派向其他用工單位，由用工單位向派遣單位支付服務費用的一種用工形式。勞務派遣用工不同于僅有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普通用工，其涉及用人單位、用工單位、勞動者三方主體，形成“三角關系”：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系；用人單位和用工單位簽訂勞務派遣協議，構成民事關系；勞動者為用工單位提供勞動、接受用工單位的指揮監督，形成用工關系，但非勞動關系。

鑒于勞務派遣用工的特殊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六十六條規定，勞動合同用工是我國的企業基本用工形式。勞務派遣用工是補充形式，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

翻閱案卷，果然同猜想一致。

申請人小文于2018年4月1日通過應聘以勞務派遣方式進入法院，擔任聘用制輔警一職，工作內容為協助法院執行工作。工作期間與人力資源公司先后簽訂了兩份勞動合同書，工資由人力資源公司按月發放。2024年11月30日，小文以工作強度大提出離職，現主張與兩被申請人自2018年4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期間存在勞動關系，并要求兩被申請人支付勞動關系存續期間的未休年休假工資9600元。

楊鶴。攝

針對申請人的仲裁請求和事實理由，兩被申請人均提交了書面答辯狀。相較于人力資源公司提交的答辯狀，法院出具的答辯狀堪稱范本，其觀點突出、結構清晰、邏輯縝密、語言精準，真正做到了“每一句話都有依據，每一個觀點都有支撐”，充分彰顯了法律文書應有的嚴謹與力量。

時至今日，投身法律工作已十余年，每逢辦案碰見專業精深的法律同仁，整個過程就是一種享受。這份享受，源于知識交鋒時迸發的思想火花，總能深切喚醒人對知識的無限渴求。

我下意識翻看法院授權委托書，委托代理人余法官工作證職務一欄標注著“一級法官”，按其預留的手機號撥過去，想就未休年休假工資做庭前調解，電話卻始終占線。而另一被申請人人力資源公司代理人則表示，這是法院未安排休帶薪年休假引發的糾紛，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資需法院同意。

等待開庭的日子，申請人小文來過一通電話，電話里滿是訴不盡的委屈與疲憊，反倒把自己的仲裁請求拋到了腦后。

“你是不知道，這六年在他們法院執行局，我累得從沒睡過一個安穩覺。他們規定，手機必須24小時開機，不能調靜音，就為了隨時待命去拘留人，干的全是些夜間蹲點、凌晨堵門的活。我這人運氣也不太好，2018年剛入職，就趕上執行大會戰，那段時間沒日沒夜加班，夸張到晚上十點前法院大門都不讓開。好不容易熬完大會戰，疫情又來了。拘留人得先做核酸檢測，結果最快也要等6個小時，有時等到凌晨一兩點，好不容易把人送到拘留所，不是這個血壓高了、就是那個說身體不舒服，但凡有點小毛病，拘留所堅決不收。放人吧，怕申請執行人鬧，不放吧，法院又沒羈押場所，只能把人送醫院，我們守到符合拘留條件。”

他接著說：“跟人身安全比起來，缺覺根本不算什么。我干的這活，用虎口拔牙來形容一點都不夸張，說白了就是合法要債人，什么樣的人都能碰到。去村里抓人，遇到家族勢力大的，他們抱團出來阻攔。有一回，我同事來不及換制服，還坐在車里，人家就邊喊‘打那個沒穿制服的假法官’邊動手，把我同事打傷了，最后那人雖說被判了一年刑，可我同事受的傷是實打實的。還有次強制騰房，房主大姐為了攔我們，當著所有人的面把衣服褲子全脫了。后來我同事拿床單裹住她，一口氣抱下8樓，手和脖子被抓出了血。就這，法院怕激化矛盾，連拘留都沒敢拘留她。”

最后，他長嘆一聲，語氣里滿是復雜的情緒：“這樣的工作，不應該讓人干，應該讓神來干。”

小文口中不應該讓人干的工作，正是我擔任仲裁員前的工作。可即便如此，他道出的不過是法院執行難的冰山一角。

法院執行工作，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關系到司法公正能否真正實現。這份重量落實到每個執行法官身上，便凝成了“四千萬”：找人尋物時，踏遍千山萬水；釋法明理時，說盡千言萬語；連軸無休時，吃盡千辛萬苦；遭遇暴力抗法時，直面千難萬險。

案件查不到財產，申請執行人來鬧，“你們為什么執行不了”。查到有財產，被執行人來鬧，“你們憑什么執行”。鬧，是執行法官每天睜開眼必須面對的日常。因為所有執行案件的最終落腳點，都繞不開“財產和人”，而這兩樣，恰恰觸碰到了每個人最實際的利益、最敏感的神經。所以對一名執行法官而言，基本要求里除了要恪守良知底線、精熟法律實務、積淀社會經驗，更得練就扛得住連軸轉的硬朗身板、穩如磐石的情緒內核。

開庭當日，我剛邁進仲裁庭，余法官便主動迎上來。他面帶笑意告訴我，已做通申請人工作，申請人自愿撤回仲裁申請。

我望向申請人，他朝我點了點頭，開口解釋道：“他們答應支付年休假工資，社保也按時繳了”。說罷，將一份手寫的撤回仲裁申請書遞給了我。

“當事人撤訴，總歸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余法官笑意更深了些，話語里透著對糾紛平息的真切認同。

于是，根據《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辦案規則》第三十五條“仲裁處理結果作出前，申請人可以自行撤回仲裁申請”的規定，我當即制作了仲裁決定書，該案就此順利畫上句點。

這是我辦理的第一宗法院作為被申請人的勞動爭議案件，某種意義上，它是“法律實踐者”接受另一套法律程序的評價，是個體權利與機構責任在法治框架下的平等對話，更是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準則最鮮活的詮釋。同時，它也像一面鏡子，既照見了每個勞動者肩上的塵埃與星光，也照見了每種行業深處不為人知的艱辛與堅守。

而我們心向往之的文明法治社會，恰是在法律的普照之下，讓每份艱辛都能被看見，讓每份堅守都不被辜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