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編寫教材的稿酬，到底是個人合法所得，還是代單位收取的公款？
2011年7月29日，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區法院一審宣判：杭州市教育局原教研員鄭子罕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這個判決引發了法律界人士的廣泛關注。
鄭子罕是杭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原教研員、中學高級教師、浙江省特級教師、浙江省教育學會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教育部特聘專家。
1996年，鄭子罕聯絡召集了杭州多所中學的教學骨干，一起編寫了中小學《信息學基礎》教材。鄭妻鄒弘稱，這些老師編寫該教材利用的都是業余時間。
1998年，該書以“《信息學基礎》編寫組”的名義，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后成為杭州市一些學校信息技術課程的試用教材。
記者在最早版本的該書看到，其版權頁上署名主編為鄭子罕，編委由倪望躍等杭州十余所中學的老師擔任。
同時，鄭子罕與出版社簽訂的合同注明，“著作權人”鄭子罕，作者姓名一欄包括鄭子罕等15人。該合同明確：稿酬為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的8%”。
1999年，該出版社再次與鄭子罕簽訂出版合同，稿酬比例按圖書定價的8%版稅率支付。
2000年，該教材的出版方轉到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書名改為《中學信息技術》。出版合同中規定，出版社向著作權人支付稿酬，版稅率8%。合同有效期為10年。
2001年，《中小學信息技術》通過省級審定，成為正式教材。
此后，教材一版再版，并改編成系列教材。至2009年年底，出版社均將版稅打入鄭子罕的銀行卡賬戶，鄭子罕再根據各位參與老師的工作量，將稿酬分發給其他作者。
2010年初，杭州市審計局在例行審計中發現，鄭子罕涉嫌“挪用和貪污公款”。
鄭子罕想不明白，自己保存在銀行卡中的稿酬為什么會變成了公款？原來，問題的關鍵在于，2005年，杭州市教育局普教室在新的負責人上任后，與出版社簽訂了另外的合同，著作權人“鄭子罕”被更改成了“市普教室”。合同還約定：乙方以20%的版稅率向甲方市普教室支付“報酬”，版稅含甲方的編寫稿酬和組織編寫費。合同有效期為3年。2008年，同樣內容的合同又簽了一次。
而鄭子罕對此竟一直不知情。
盡管著作人進行了變更，出版社卻并未按合同將全部稿酬給新的著作權人，而是仍按以往做法，將8%直接打入鄭的個人銀行卡賬戶。鄭子罕也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勞動所得，絲毫沒有認為其中有什么不妥。
2010年，經數次退回補充偵查，檢察機關以鄭子罕涉嫌挪用公款罪、貪污罪提起公訴。2011年7月28日，下城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處鄭子罕有期徒刑6年。
法院判決認為，被告人鄭子罕以杭州市普教室教研員身份，組織在校老師編寫教材，應視為代表教研室主持編寫，代表教研室的單位意志進行創作；教研室支付給編寫者的8%報酬包括編寫中的開銷費用，應視為教研室對教材編寫的物質支持；該教材由教研室負責征訂并承擔相應責任，且參與編寫的教師與教研室之間并無勞動雇傭關系，故該教材的著作權應歸屬于杭州市普教室；包括鄭子罕經手發放的8%報酬在內的20%的利潤均系公款性質。
期間，被告人鄭子罕將出版社支付到鄭賬戶中的稿費轉入其另一賬戶，用于個人購買基金進行營利活動，共計挪用稿費人民幣84萬余元，構成挪用公款罪。
被告辯護人、浙江六和律師事務所律師、浙江省省直律協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暐認為，根據我國《著作權法》，《中小學信息技術》系列教材的著作權歸屬于鄭子罕等人，它既不是法人作品，也不是職務作品，而是自然人作品，因而8%版稅的稿費不是公款。鄭子罕的行為不構成挪用公款罪、貪污罪。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屬于作者，創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作者。
田暐認為，根據《著作權法》，著作權在書稿寫就時就已存在并且明確，本教材的著作權當屬鄭子罕等作者個人，所以因著作權而形成的稿酬不可能成為公款。
田暐說，《著作權法》規定，只有“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意志創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責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才能視為作者、才能成為著作權人，而縱觀本案，教材著作權形成之初，就可以看到并非“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意志”進行創作。
《著作權法》規定“公民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工作任務所創作的作品是職務作品”，“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合同約定著作權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享有的職務作品，著作權由作者享有”。因此，田暐認為，即便該作品算作是職務作品，對照《著作權法》相應條款，著作權仍為鄭子罕等編者所有，稿費當然仍不能作為公款。
有法律專家認為，本案的審理只有明確著作權的歸屬，才能區分涉案款項的性質。
因不服一審判決，鄭子罕日前已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記者 董碧水
(編輯:童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