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普遍缺乏教材更新機制(李法明 畫)
技術快速更新的IT行業，大學里的教材卻還是停留在上世紀的水平。不少企業最頭疼的事情就是對員工的培訓，因為這些新員工在大學學到的知識遠不能適應崗位要求。很多教材甚至都可以在書名后面再加上歷史二字，這又如何能教出走在時代前沿的大學生呢？
“學了一肚子概論和幾種最基礎的編程語言，可目前時興的編程工具卻都不會”。幾次求職碰壁后，今年畢業于某高校計算機系的肖江不得不花了1萬多元，走進了重慶一家IT培訓班，專門針對一種技能認證從頭學起。
“我們的教材和現實完全沒有聯系。大學里辛辛苦苦讀幾年，求職時卻發現沒啥用！”9月27日，記者在重慶航天職業技術學院采訪時，計算機專業大二學生王黎對記者發出如此感慨。其實，在重慶高校記者發現，學生“學不能用”或者“學不夠用”的尷尬處境頗為普遍。
“怎么和學校里學的不一樣？”
9月27日，重慶鐵馬集團人力資源部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在長期招聘人才的過程中發現，許多計算機專業大學生盡管理論功底比較扎實，但所掌握的許多專業知識都已經是IT企業早就不再使用的過時的陳舊東西。因此，出于節省培訓成本支出等方面因素的綜合考慮，企業都不愿意招聘那些剛剛畢業的計算機專業大學生。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重慶某高校學生使用的新聞學教材，如采訪方面的內容，仍然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甚至蘇聯時期的內容。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專業的大四畢業生小王來到重慶某都市類報紙實習，盡管上班一個月了，她仍然犯愁，她寫的稿件編輯根本不予采納。原來她在學校里學的許多東西已經落伍了，如今的讀者需要的是更新鮮、更實用，也更靈活的新聞。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教材滯后幾乎囊括了所有學校。四川美術學院大四學生沈敏更是沖動地向記者痛斥校方“誤人子弟”。
重慶工商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三年級2班劉閔同學告訴記者，他們學習的《當代文學》課，只選取了1917年到1997年的作品。也同樣遇到了高校教材滯后的情況。之后的作品，想學習想研究也難以下手。
連日來，記者在重慶多所高校采訪時了解到，該市目前還有許多高校尤其是高職學校計算機專業依然在使用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教材。例如，現在許多高校計算機專業依然在教授的FoxPro課程，是早已經被絕大多數IT企業淘汰的一種落后的編程技術。一位IT行業人士認為，目前高校正在使用的課程體系、教學內容，整體上已經落后于當前流行的IT技術潮流5到10年。
重慶某高校前不久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學生現在使用的大學教材大多存在知識老化、內容重復等多種問題，其比例竟高達74%。調查涉及該校24個專業52個班，在調查的110本教材中，其中內容老化的占25%；內容重復的占11%；內容不適用(指太深或太淺)的占28%，有書而未開課的占9%。特別是一些實用性強、內容變化大的學科，如計算機、醫學、法學等學科，教材內容與社會實際脫節情況更嚴重。
書本與現實的脫節讓師生無奈
大學教材陳舊竟也成為學生逃課的原因之一，這倒讓人有些始料未及。重慶師范大學大三中文系的李青青告訴記者：“書本上的東西又舊又落后，誰愿意在課堂上浪費時間？與其說學習那些過時知識，還不如上網一個小時獲得的知識來得實用，教材對我沒有吸引力，我干嘛還要苦苦煎熬啊？所以我經常逃課。害得我平時出勤的分數低得可憐，期末考試總的成績更是不堪回首。”
而重慶師范大學的楊教授則針對大學教材陳舊、老化的問題，談了個人觀點：“出版一本書的過程是相當復雜的，要經過編寫、審核、校對、出版、發行等多個環節，就算出版周期非常短，有時也難以跟上知識更新的速度，畢竟現代生活節奏太快了。再說，頻繁更換教材，也不利于老師熟悉教案，積極備課。”
其實書與現實的脫節，在某種程度上也給教師帶來了煩惱。他說，“科學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在更新，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識對于我們老師來說，也有些困難。畢竟教師的時間有限，有些我們都不能及時掌握的東西，如果依賴教材照本宣科，無異于誤人子弟。所以學生總是不滿足教材給予的知識，他們采取了利用課余時間自學或者通過網絡媒體、圖書館等獲取知識的方法。”
四川外語學院國際商學院的一位英語老師則認為，大學學習就是“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因此，教材陳舊與學生找不到工作、學不到知識構不成因果關系。
據介紹，我國大學教材知識陳舊、內容與社會脫節、版式語言風格與現代大學生的閱讀心理有差距等弊病，已成為高等教育發展中的最不和諧音符，屢遭社會各界批評。
針對高等教育教材版本陳舊的問題，重慶市教委相關負責人認為，大學教材的版本，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陳舊問題，但這是多種因素造成的，比如地域、時間、歷史進程等，這是現實所不能改變的。因此，對大學教師的要求自然就會越來越高：在傳道、授業、解惑的同時，更應言傳身教，在潛移默化中傳輸時代訊息。這就要求在提高教師隊伍素質上下足功夫。
高校普遍缺乏教材更新機制
9月27日，重慶大學一位資深的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教授告訴記者，我國大學部分教材遠落后于科學技術發展進程。“在我熟悉的領域，竟然還在用上個世紀60年代的。我當年就是用的這種教材，幾十年以來這些內容都沒有什么變化。”
他說，大凡上過大學的人都感慨萬分，尤其是一些應用性的、公共科教材(譬如計算機操作、法學等等)，基本上都可以在書名后面再加上“歷史”二字。“不思進取”的大學教材又如何能教出走在時代前沿的大學生呢？部分大學教材知識陳舊、內容與社會脫節、版式風格與大學生閱讀心理相去甚遠……更值得憂慮的是：某些“老齡化”的大學教材往往慢一拍之后就“真理變謬誤”。
那么，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大學教材？他說，與其說我們痛恨的是大學教材之舊，還不如說是我們對大學教材之新的呼吁一直沒有得到事實的回應。在這個問題上，有人認為基礎理論學科是不需要變革的，甚至以圣經的陳舊、可蘭經的陳舊來類比。
他認為，過時的“大學教材”之所以難思進取，其根本不在于教材之懶、而在于我國高校是大學任課教師與行政管理者共享教材“決定使用權”的制度設計使然。要拯救我們“超齡”的大學教材，當下尤為關鍵的是要建立健全獨立的第三方高校教材評估體系：對大學教材編寫內容、知識體系和結構、出版成本和教材形態、最新教學技術應用程度等方面進行出版前、使用中和學習后的定期評估，以剛性制度讓大學教材的質量和權利關聯方的切身利益對等起來。
曾在高校從事多年教學工作的重慶體育局研究員李文建博士指出，高校超齡教材的實質在于未能把先進知識與實用技術有機融合。原因是高校無教材更新機制、缺少社會相關行業一線工作者、學者參與；基本無教材修改專項經費資助；編寫教材相對于著作對教師職稱晉升作用不大；出版社為規避經濟風險，再好的教材出版，編者需自籌出版費，另一方面，只要出錢，出版社就出版，導致質量難以保證。
(編輯:童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