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法律、立法與司法之間，兩種思維缺乏順暢的溝通，便容易讓普通輿論誤解司法機關，造成司法權威的不必要損害。
溫嶺虐童事件從一張網絡照片迅速發展成為社會熱點，引發了媒體集中式的觀察和省思，各種專業與非專業的評判充斥報端。最新的進展是，檢察院作出暫不批捕決定，案件退回警方重新偵查，想必又能引來一番圍觀。
在大眾的普通思維中，這種結果多少有些讓人“泄氣”，與之前輿論口口聲聲要求嚴懲的期許相隔甚遠；但在法律人的評判話語體系中，不批捕的決定則受到肯定，多數人認為肇事老師的行為入刑確實有些牽強。同樣的案例，緣何在不同人群中產生如此截然相反的觀點呢？我以為還是根源于人們不同的思維模式，探尋此種思維的不同有助于公共社會的理性構建。
當某個案件進入公眾視野，首先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司法機關如何處理。對此，一般民眾會立足樸素的正義觀和道德感，按照合乎主流價值的立場對司法處理進行評判，并在司法結論與期待結果相隔甚遠時作出否定性評價，甚至質疑司法不公。這種思維多從生活常識出發，往往是“以結果論英雄”。常人看來，幼師虐童可謂喪盡天良、罪大惡極，豈有不入刑嚴懲之理？
但是，如果把虐童事件還原為一起案件，法律人的職業思維則是：現行法律框架內能否應對此類行為？是否需要增設“虐童罪”？尤其是在刑事制裁上，遵照嚴格的罪刑法定原則，如果這種行為并無明文規定處罰的，那么就不應當治罪。哪怕是一種罪大惡極的行為，也只是一個“立法的選項”，而不是司法機關所能決定的。在這種思維中，警方初定的尋釁滋事罪便面臨根據不足的困境，因為該罪從流氓罪分離出來，侵犯的主要是社會公德擾亂社會秩序，故意傷害罪則要求輕傷以上的后果，虐待罪的主體又不包括家屬之外的幼師。所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檢察機關的決定如此說來則是堅守法治的底線。至此，法律的評判思維便由司法轉入立法，探討如何從現實案例中尋找法律規定的漏洞，并及時修補。
一種是期許司法機關直接能夠伸張正義，一種是立足罪刑法定反思立法的偏失。道德與法律、立法與司法之間，兩種思維缺乏順暢的溝通，便容易讓普通輿論誤解司法機關，造成司法權威的不必要損害。在涉法公共事件的評判中，如何讓法律對接常識，讓司法適度脫離立法缺失的責任，無疑是重建公共社會法律理性的關鍵。
(編輯:鄭克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