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2月10日，他在斯德哥爾摩音樂廳接過諾貝爾文學獎獎章
為什么是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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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到右依次為：斯德哥爾摩書店里陳列著莫言的作品。王小湛攝
莫言在瑞典中學教學生寫毛筆字。人民視覺
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演講時朗誦作品。人民視覺
莫言接過獎章與證書。 新華社記者 武巍攝 制圖：蔡華偉
在中國文化的版圖上，總有一些坐標振奮人心。它們，或以文學作品驚艷世界，或讓古老劇種煥發新生，或用創新應用震撼網絡，或借國際合作揚帆西渡，或將網游與文化精彩融合。它們的軌跡，折射出文化體制10年改革的累累碩果，也點映出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未來走勢。
正如十八大報告所言，“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鍵是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時代中國的前行，需要文化引擎的動力；文化強國的建設，難離成功個案的突破。本版今起推出“為什么是·尋找文化強國密碼”系列，通過解碼個案，觀照文化生產力待解的結節，勾勒文化中國發展的圖景。
——編者
獨特主因
中國式幽默獨具魅力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出不到兩個月，他便迅速以傲人的2150萬元版稅占領了2012年中國作家富豪榜的榜眼位置。不論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價標尺如何惹人爭議，但是它的經濟乘數效應卻毋庸置疑，而且不分國界。
莫言《生死疲勞》等3部作品瑞典版本的擁有者——鶴出版社憑借諾獎東風，徹底擺脫了財政窘境。現任總裁斯圖勒布庸·古斯塔夫松高興地說：“我們已經聘用了一家公司負責市場運營和銷售，莫言的3個瑞典版作品重印量都在萬本以上。”對比獲獎之前的千冊印數，只能慨嘆世界變化太快。無怪乎已經具備國際影響力的莫言，仍被瑞典媒體扣上了“一夕成名”的帽子。
機會不會青睞無準備的人，“一夕成名”的背后是作品的獨特魅力。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章回體的敘述方式、地方戲曲，“那些神話和現實中的東方元素，恰成了瑞典人最喜歡的地方。”《生死疲勞》瑞典版本的譯者陳安娜說道。
“莫言就是莫言。”西方文學界一直認為莫言深受馬爾克斯、福克納的影響，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卻不認同，“莫言作品具有中國式的幽默，他有時不太會解釋自己的美學。公平點說他的聊齋文化背景更強大。”
馬悅然的觀點來自于切身體會，在他第一次閱讀《30年前的一次長跑大賽》時，大笑不止，“我從來沒讀過那么有幽默感的作品”。
電影載體
靠電影提高文學知名度
文學與電影，魂體相應。但是，相較于文字的轉化難度，鏡頭語言顯然有著更矯捷的身手，在不同文化間穿門過戶。“莫言作品中在英語世界最廣為人知的當屬《紅高粱》，這當然和電影的大獲成功是密不可分的。”美國南加州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駱思典介紹。
1988年，電影《紅高粱》驚艷了整個世界，連帶將莫言和他的作品《紅高粱家族》一起捎出了國門。《紅高粱家族》的英譯本、日譯本和瑞典文譯本逐漸上市，成為莫言第一部走向世界的作品。譯者和出版商看中的是電影帶火的圖書市場。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翻譯的《紅高粱家族》，被美國權威文學評論雜志《今日世界文學》評為該年度最佳外文小說。
不僅如此，余華的《活著》、蘇童的《妻妾成群》都是因為電影的周游列國而被國外讀者熟識，進而催發了讀者閱讀原著的興趣。
根據駱思典的觀察，如果不是出于一定的機緣，或者對中國文化抱有特殊興趣，主動閱讀中國小說的英語讀者并不太多。而當地的出版社，比如出過莫言小說英文版的出版公司企鵝、鐵錨、Vintage International等，旗下譯自各國的作品數不勝數，在營銷上也不會特別為某國文學量身打造。
因此，“中國作家的作品走向世界，看來還是應當先靠電影等其他渠道提高知名度，而不能單純指望出版商的推廣。”駱思典這樣總結中國文學出口的訣竅。
翻譯關鍵
翻譯不只是技術活
酷愛中國文學的馬悅然曾經用10年時間參與編輯出版了一套1900—1949年中國文學作品簡介，包括100個短篇小說，100本戲劇，100篇散文等，向西方讀者推介中國作品。采訪時，馬悅然撫摸著這套叢書，長嘆道：“要是這里面的作品被翻譯出來，中國作家早就得諾貝爾獎了。很遺憾，中文作品的翻譯力量太弱了。”在瑞典，只有兩個人翻譯中文作品，一個是馬悅然，一個是他的學生陳安娜。
但是，翻譯莫言作品的人，不管是英文版的葛浩文、日語版的藤井省三，還是瑞典文版的馬悅然、陳安娜等，都是擁有翻譯專業技能并熱愛中國文學的人。
談起翻譯經驗，譯過《透明的紅蘿卜》的馬悅然說得有點“玄”。他把作品一讀再讀，直到好像聽到了作者的聲音，“自然而然在腦海里就有了一種適合表達莫言作品的瑞典語模式了。”為了更好地翻譯《透明的紅蘿卜》，馬悅然還特意讓莫言畫出了作品主人公“黑孩”住在橋下的匝洞里和他拉鐵匠風箱的樣子。
駱思典更強調譯者和作者的共振度。他很推崇葛浩文的譯本，因為葛浩文的英文比較有張力，跟莫言原著中恣意的語言風格比較匹配，所以能夠較好地譯出神韻，避免走味。
從中文到西文的轉化，并不純粹是技術活，還要“感情分”。“要將一部作品忠實地譯成另外一種語言，除了對原著文字的理解外，與作者的溝通、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駱思典說，葛浩文與莫言一開始只是翻譯家與作家的關系，后來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經常在一起探討、切磋，這對翻譯工作是極大的幫助。
中國后盾
中國熱讓圖書更親民
一個國人可能不知道的細節是，在以前的西方出版市場，中國作品的購買者主要是圖書館。考慮到銷量和成本的問題，中國小說往往精心打扮成精裝版，再隆而重之地走入圖書館的深院中，在一般的書店中難覓蹤跡。比如精裝的英文版《紅高粱》，在亞馬遜上最便宜也要近200美元，普通民眾顯然不會問津。中國文學的孤獨，可想而知。
市場的冷淡，令陳安娜三年嘔心瀝血譯出《生死疲勞》瑞典文版后，只有承諾分文不收，鶴出版社才能在收支平衡的底線前開印1000冊。
但是，現在再到斯德哥爾摩的各大書店，書店的櫥窗或主要圖書展臺上，都醒目地碼著莫言的3本瑞典文譯本。亞馬遜也推出了莫言作品的簡裝本，售價不過7.95美元。
這其中，當然有諾獎的催化效用，不過更宏大的引擎，是中國迅速崛起的現實。
未來中國走向何處？這不再只是各國政要的命題，普通民眾也漸漸關心起中國人的思想、生活和文化，而莫言等中國作家的作品無疑是有效的渠道。
“中國人如今終于可以放松了。”面對中國國內興起的“莫言熱”，陳安娜樂見其成，“以前中國人一直很關注何時獲獎，現在目標實現了。更希望熱鬧之后，文學本身的地位能有所提升，能有更多的人喜歡閱讀。”
不過，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步伐還不夠大、距離還不夠遠，用陳安娜的話說，“漢語文學和英語文學在國際上的地位并不對等。” 在中國，一個文學教授如果不知道莎士比亞，會被人嘲笑。而在西方，一個教授如果不知道《紅樓夢》，并沒有什么大不了。“希望隨著中國與國際的交流越來越多，這種情況能夠逐漸改變。”陳安娜說道。
這一晚
世界注視他
瑞典時間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音樂廳。
當地時間下午4時30分許，頒獎儀式在瑞典王室樂曲《國王之歌》的歌聲中正式拉開帷幕，莫言身著黑色燕尾服緩緩走入，與其他領獎人逐一登上領獎臺就座。諾貝爾基金會主席馬庫斯·斯托爾克首先致辭，歡迎獲獎者來瑞典參加頒獎儀式。
“請……”當這句熟悉的中文，從瑞典文學院成員瓦斯特伯格口中滑出，全世界的目光瞬間凝聚到同一個人——莫言。作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莫言在領獎臺上從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過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獎章和證書。全場響起雷鳴般掌聲，持久，熱烈！隨后，現場樂隊奏響了《阿拉丁組曲之中國舞曲》，音樂廳里回蕩著音符中的“中國元素”。
“莫言的想象力穿越了人類的歷史，他是一位杰出的寫實主義者，作品描述了20世紀中國的歷史。”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佩爾·韋斯特伯格的致辭，毫不吝惜對莫言的贊美。
在當地時間下午5時45分許，頒獎儀式結束，獲獎者的朋友和家屬紛紛上臺合影，其中就有莫言的夫人杜勤蘭女士。瑞典王室成員、政界領導人及其他各界人士共1500余人出席了此次頒獎儀式。（綜合本報駐瑞典記者劉仲華及新華社報道）
(編輯:鄭克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