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李少君
王小妮
安歌
多多作品《多多詩選》
王廣俊詩作《南渡江》
對于今天的詩壇“海軍”而言，他們正以集體崛起而又個性凸顯的方式越來越引起關注。尤其是以多多、王小妮和李少君為代表的中堅詩人以及江非、蔣浩、安歌、符力、一米衣、王廣俊、花槍、張偉棟等為代表的青年詩人共同在一個漫長的海岸線和海島上寫下那些蔚藍色的激動或沉潛的詩句。
說到多年來對海南詩歌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卻是已逝的詩人海子。海子曾經在1980年代有一個理想———到遠方去，到南方去，到海南去。在那樣一個理想主義和青春激情噴發的時代，海子對“海南”和“遠方”懷有空前的沖動也許是今天的詩人難以理解的。但是對于今天的詩壇“海軍”而言，他們卻正以集體崛起而又個性凸顯的方式越來越引起關注，共同在一個漫長的海岸線和海島上寫下那些蔚藍色的激動或沉潛的詩句。
詩藝上孤獨不倦的探索
北島對多多的評價基本上也能概括他2004年回國來海南之后的寫作，“多多在詩藝上孤獨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勵著和影響著許多同時代的詩人。他通過對于痛苦的認知，對于個體生命的內省，展示了人類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瘋狂的對文化和語言的挑戰，豐富了中國當代詩歌的內涵和表現力。”多多的詩歌真正意義上代表了現代漢語的高度。他對母語的鄉愁意識、文化感和創造個性在中國漢語詩人中是非常少見的。多多在1980年代末期離開北京遠去阿姆斯特丹之后，“北京”和“北方”成了其眺望鄉愁的一條遠遠的“海峽”。而多多到了海南之后，他深刻的存在性體驗、超拔的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和漢語的魅力更是天然地融合在一起。多多的詩歌有罕見的直率和銳利，或者說具有直取詩歌核心的特殊能力。
王小妮在1980年代的大雪之夜跟隨徐敬亞乘綠皮火車從東北到深圳。而多年之后她又繼續南行來到海南島教書、寫詩、漫游。近期王小妮的詩歌給我們呈現的是與日常生活相關但又被日常生活中的我們所忽略的“另一個世界”的城市景觀。她以冷峻的審視和知性的反諷以及自審意識抒寫了寒冷、怪誕的城市化時代的寓言。王小妮“不相信”的質疑姿態和冷靜的觀察視角讓
我們看到了一場場飛降的大雪般的嚴酷與寒冷。她不是旁觀者，她是一個持續的發問者，是一個城市寒夜里的失眠者和心悸者。她同時也是一個孤獨的介入者。值得注意的是王小妮關于城市的詩歌大多都帶有很明顯的時間性場景，而圍繞著這些場景則出現了光芒與陰影，寒冷與溫暖并存的平淡無奇但是又具有強大心理勢能和象征力的深度意象。與這些場景和意象相關的則是詩人反諷、冷峻、悖論、無望的情感基調。王小妮詩歌的視點既直接指向城市空間又來自于內心深處。
這個時代稀缺的
“新隱士”
近年來李少君一直喜歡做“障眼法”和“漂移術”。然而這個仍立足當下現實懷有“遠方”沖動和“古典”情懷的人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稀缺的“新隱士”。他為此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寫作可能。李少君的詩歌很容易讓人想到老舊時光里的一個宅院、深山里的一個客棧、叢林里的一角廟宇，但是李少君借此完成的卻是“還魂術”。他的那些帶有疏淡、古意和傳統步伐的時間與空間卻非常罕見地帶有“當下”的難度以及存在的“欲望”。在這些看似著筆清朗疏淡的構架和調性中暗暗隱藏著寫作的難度和情智的“荊棘”。而李少君的聰明之處正在于他對古典詩歌的自覺反撥甚至“反動”。李少君一直都沒有離開“當下”，而“當下”顯然是一個充滿了陷阱的黑洞一樣的磁場。李少君正是在精神漂移和寫作本體的反撥意識中完成了一個“新隱士”的詩人形象。
江非離開平墩湖到海南已經成了新世紀詩壇的一個“事件”。江非在來海南前后的一些帶有自敘性色彩的詩作呈現了停留與遠足、故鄉與異鄉、挽留與消失、熟悉與陌生、已知與未知之間的強大沖突。熱帶的南方帶來了他詩歌的精神氣象和時間景深，澎湃激蕩的海浪與焦灼而理性的內心形成強烈的反差。江非試圖在陌生化的地理圖景中展開一場精神的救贖。在南方物象進入詩歌的同時江非詩歌中有很多被歷史、時間、權力、政治等力量所閑置和荒廢的“器物”。江非的詩歌中不斷出現黑夜背景中的鳥群見證了一個詩人的孤獨、緊張、分裂、疼痛、停留和出走的精神履歷。他一貫的冷靜、堅深、自由、先鋒和執著構成了這個時代啟示錄意義上的自我點燃與照亮。?
長詩的卓越寫手與南渡江的吟唱者
當蔣浩由成都到北京（六郎莊、小南莊、上苑）乃至又不斷在海口和北京之間漂泊，個體在都市生存的現實和想像夾雜的尷尬場景在《陷落》和《說吧，成都》等詩作中大量出現。城市、郊區、廣場、旅館、下等酒吧、地下室、啤酒館、地鐵車站成為蔣浩詩歌寫作尤其是涉及城市時反復出現的意象群。當詩人的身份轉換為“外省者”的身份，蔣浩北京時期的詩歌寫作也就更多呈現出一種邊緣和失語的狀態。在70后詩人中就長詩的把控能力而言蔣浩是相當突出的一個。從1995年開始蔣浩的《罪中之書》、《紀念》、《說》、《陷落》、《說吧，成都》、《旅行紀》等長詩再次證實了他寫作的卓異能力。《罪中之書》是詩人與詩歌亡靈的對話，持續不斷的是對天空和個體精神烏托邦的浩嘆與追問。蔣浩的長詩《紀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罪中之書》的延續或深化。
南渡江在蒼莽林海里匯涓成流，經由白沙、瓊中、儋州、屯昌、澄邁、定安、海口等7個市縣，在海口市東北角注入瓊州海峽。王廣俊關于南渡江的詩歌寫作所呈現出來的個體在故鄉和偉大的自然面前的敬畏和尷尬，眺望與反觀空前凸現了一種復雜性和艱難程度。南渡江在王廣俊這里是如此真實而疼痛地與個體的生存體驗纏繞在一起。詩人更像是在漫天的白霧中穿越河流的蝙蝠，夕陽將思念鍍亮，而黑夜卻覆蓋了整個村莊。如果說南渡江是一本歷史、社會和人生共同完成的一本偉大著作的話，那么王廣俊所要完成的工作并不只是簡單地完成現代的翻譯和注釋，而是要在一種共時態的“回響”中完成一種創造性的解讀與命名，甚至重新將自己融為這條河流的一部分，一起面對歷史和現實來發聲。正是在一次次的陌生化的相遇中詩人才會不斷地去接近、發現和命名這條故鄉的河流、母親的河流和熱帶的河流。
70后女性詩人的視角
與其他70后女性詩人將詩歌視角不斷向內心挖掘的傾向不同，安歌的詩作在一段時間里將視野投注到廣闊的自然界。其動因就是梅特林克所說的“每一朵花其實都為人類樹立了奇異的榜樣，它們不屈不撓，勇敢無畏而且富有智謀。”在安歌的詩歌世界中大量的卑微的植物意象往往是和生存片斷中的某個細節同時呈現的。這些植物意象是詩人真切的生存體驗的見證或客觀對應物。在異鄉、外省潮濕而黑暗的深處詩人卻不能安然歌唱，相反這是一個在黑夜中行走的孩子。她的歌唱是無畏的、尖銳的，也是脆弱的。她所能做的就是在潮濕寒冷的地帶用語言、記憶和想像點燃起一個照亮蒼茫來路的燈盞。
在安歌的詩歌世界中“異鄉”成了困境，成了詩歌的話語場，但吊詭的是，對于“異鄉”而言“故鄉”也充滿了灰暗的色調和沉重的質地。在《說吧，悲哀》等詩中海口已經成為一種城市的隱喻和象征，而詩人強烈的言說甚至呼喊的姿勢卻恰恰是以長期的都市中的沉默和壓抑為代價的。
作為一個湖北人，如今久居三亞一個半山腰小區的女性，衣米一推開小區的某一扇窗口，與她迎面相撞的是并不樂觀的俗世生活和唏噓感嘆的世事萬象。在榆亞路63號，衣米一將詩歌的觸角不僅探向幽微斑駁的內心深處，而且更多地延伸到當下的日常生活和存在現場。榆亞路63號的窗口，詩人放下了止痛劑、鎮靜劑、顯微鏡和放大鏡，她在平靜和尖銳中審視著每天發生的一切，公交車站、榕樹、桉樹、大海、天氣、臥室、廚房都有著寓言化但有最具真實感的質素。衣米一在她的人生蹤跡和詩歌行旅中像和她同時代的大多數人一樣經歷了由出生地到異地的客居生活，這甚至成了當下詩人普遍的宿命。在亞熱帶的海浪、濕熱和臺風的狂暴里，衣米一在寬大的棕櫚葉上傾聽著內心深處的潮汐，在人流涌動的俗世一角抒寫一個女子的小敘事與白日夢。衣米一的詩歌大體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含有激情和自白的成分，另一種詩歌寫作則呈現出不溫不火的質地，在靜靜流淌的語言之河里呈現出時間和生命的波瀾與驚動。
大海的潮汐不會終止，同時還有那些不息的蔚藍詩行。在海南亞熱帶寬大的棕櫚葉上，我看到了一個個詩人微小但強大的詩歌世界的波動與波瀾。它們閃爍著南方的光芒，靈魂的光芒，語言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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