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島歷史上頻繁的行政區(qū)劃調(diào)整給植物的采集、命名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障礙。
1934年在定安同甲采集到的植物標本。歷史上“同甲”還曾屬保亭和陵水管轄，現(xiàn)屬五指山市南圣鎮(zhèn)。邢福武 提供
老標本由于年代久遠，其記錄的地名與現(xiàn)行行政區(qū)劃的區(qū)域范圍相差甚遠，因此，如何考證和采用前人所記錄的采集地名成為了研究者最為棘手的問題。
“研究館藏標本是植物分類學研究過程中最基礎和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之一，其中采集標簽中的分布信息尤為重要。”中科院華南植物園首席研究員邢福武說，老標本由于年代久遠，其記錄的地名與現(xiàn)行行政區(qū)劃的區(qū)域范圍相差甚遠。邢福武等植物學家通過研究植物標本上的地名信息，間接地了解了海南地名的轉(zhuǎn)變歷史。
例如，民國初期地處海南島北部的定安縣，幾乎與全島除臨高以外的各縣相連，甚至南與海南島最南部的崖縣為界。因此，如何考證和采用前人所記錄的采集地名成為了研究者最為棘手的問題。海南島是我國植物調(diào)查研究較早的地區(qū)之一，尤以在民國中期與解放后的10余年間采集活動最為活躍，而這一階段正是海南行政區(qū)劃變動最為頻繁的時期。因此，要確切掌握海南植物的地理分布信息，必須了解海南的行政區(qū)劃與建制的歷史。
“因此，在研究植物標本的過程中也可以探尋到海南地名的轉(zhuǎn)變。”邢福武說。
兩個采集“黃金”十年
海南區(qū)劃變動最頻繁
民國時期及新中國建立后，是調(diào)查采集海南植物最為活躍的時期，尤以1927-1936年和1953-1962年為盛。然而，這兩個采集活動的黃金10年也正是海南建制史上縣級與區(qū)（鄉(xiāng)、鎮(zhèn)）的行政區(qū)劃變動最為頻繁的時期。
民國初葉的1913年海南廢州置13縣，崖州、儋州分別易名崖縣和儋縣，昌化、會同、萬縣3縣分別改稱昌江、瓊東、萬寧。某些縣域的地理范圍比清末時擴充較大。如定安的縣域南抵五指山區(qū)，與崖縣的北部為界；樂會西至今瓊中的黎母山一帶；儋州東南至鶯歌嶺腹地，與今瓊中的紅毛鎮(zhèn)一帶交界；崖縣與陵水所轄的區(qū)域也較大，崖縣北與今五指山的毛陽鎮(zhèn)一帶為鄰，陵水東至五指山區(qū)的同甲，與定安的至水滿
一帶交界，北達今萬寧興隆至石梅一帶。相比之下，萬寧與昌江的地理范圍大為縮小。在1935年增置白沙、樂東、保亭3縣之前，各縣所轄范圍相對穩(wěn)定。
1935年4月，為加強對黎區(qū)的統(tǒng)治，經(jīng)瓊崖?lián)崂鑼T陳漢光提議，國民黨廣東省政府批準在黎、苗族聚居的五指山區(qū)增設白沙、保亭、樂東3縣，推行鄉(xiāng)保甲制。新置的3個縣面積較大，占全島總面積的三分之一，而森林面積占全島總森林面積的一半以上。相比之下，沿海各縣的縣域面積明顯縮小，如昌江、感恩、崖縣、陵水、萬寧、樂會等被“擠”到了海邊；儋州、瓊山與定安則退回到清末版圖的位置上；位于瓊北的臨高縣域范圍也有不同程度的縮小。
“行政區(qū)劃的頻繁改變，給考證采集地名帶來很大的困難。”邢福武說，如何確定采集地名縣域的歸屬，成了研究者最為困擾的問題。此期間所采的標本，大部分采于1927-1935年，可短短幾年間采集地的縣域歸屬已大相徑庭。例如，《海南植物志》等植物學文獻所記載的定安五指山、瓊海黎母嶺、儋縣鶯歌嶺、陵水同甲、興隆等標本采集地與地理分布范圍，與現(xiàn)今縣域的范圍相去甚遠。
即使是同一采集地點，在不同的年份可能歸屬于不同的縣域。如侯寬昭先生于1935年初春開始赴海南采集，4月之前縣域范圍按舊制記錄，自5月始則按新置的縣域記錄，導致原來為同一縣域的采集地卻先后記錄為不同的縣域。1936年，劉心祈先生與鄧良先生到白沙、樂東、感恩、樂會、定安采集的大量標本，則全部按新置的縣域來記錄。
縣域的頻繁變動已給植物學者的研究工作帶來諸多不便，而名目眾多的區(qū)、鄉(xiāng)、鎮(zhèn)、村、峒等不同級別的行政區(qū)劃與名稱的改變，則使他們的考證工作更為煩瑣。
此外，1949年前在海南的黎區(qū)仍保留著一種獨具特色的縣以下基層社會政治組織“峒”，意為“人們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民國中期，鄉(xiāng)保甲里新制雖然在海南推行，但當?shù)氐脑S多黎族地區(qū)，尤其是中南部山區(qū)，一直沿用“峒”的基層政治體制，保留“峒”作為村名（村峒）。直到解放后，“峒”才慢慢退出歷史舞臺。
許多民國時期采集的標本上經(jīng)常看到“峒”或“弓”等村峒的名字。人們由于不了解海南“峒”的歷史，所以在記錄采集地時誤把“峒”或“峝”寫成“崗”或?“崗”，甚至寫成“洞”。
“如果不了解海南的行政建制歷史和風俗習慣，就難以確切知道標本或文獻資料上所記錄的地名現(xiàn)今實為何處。”邢福武說。
“新中國成立后，海南島的建置變動相當頻繁，縣域的變化尤甚。”邢福武介紹說，在這些建制變動中，比較大的年份有1952年、1958年等。
“1952年至1961年是海南建制史上調(diào)整最為頻繁的時期，這一時期正值海南植物調(diào)查采集史上的第二個黃金時期，其中1956-1960年的采集活動最為頻繁。”邢福武說，雖然1960年前后恢復了原來的縣級建制，但一部分縣域的范圍在恢復建制的過程中作了相當大的調(diào)整。民國與解放初期所采集的標本上記錄的“臨高蓮花嶺”和“臨高白石嶺”等地，這些都反映了當年縣域劃歸的歷史。而植物學文獻和標本記錄中一些熟知的縣名，如樂會、瓊東、感恩、昌感等已經(jīng)廢止。
除了上述混亂的縣級建制，同一級的行政區(qū)域如區(qū)、鎮(zhèn)、鄉(xiāng)的名字也頻繁改動。在海南的建制歷史上曾出現(xiàn)過鄉(xiāng)、村“改名熱”，將非村名的鄉(xiāng)名改為以大村的名稱為鄉(xiāng)名，或改為那個時代最有政治色彩的名字，使歷史建制上的一些地名從此消聲滅跡。而且，大鄉(xiāng)分成小鄉(xiāng)，小鄉(xiāng)又合為大鄉(xiāng)。另外，上世紀50年代末所建立的人民公社、生產(chǎn)大隊、生產(chǎn)隊，以及后來實行的鎮(zhèn)（鄉(xiāng)）、村民管理委員會、村民小組等體制，使“村”的概念更加模糊，導致記錄標本采集地時難以準確地記錄采集地的標準名字。
“如此頻繁的名稱變動及名目眾多的村一級行政建制，無疑大大增加了我們考證采集地名的困難。”邢福武說。
植物采集地名考證難
“民國早期的采集地點，最難以考證的是村一級的產(chǎn)地與附近山地的名字。”邢福武說，早期的黎族人聚居區(qū)地廣人稀，當時的地圖并沒有標注偏僻的黎村與附近無名小山的具體名字。因此，當時的標本采集者只能通過訪問當?shù)厝耍选巴撩弊鳛楫a(chǎn)地名來記錄。而且，早期的采集家大都為大陸人，聽不懂海南話和黎話。因此，當時他們所記錄的采集地名多為誤聽海南話或黎話而來的“俗名”，或為與官方所用的地名音調(diào)相仿的“別名”。例如，“抱由”被寫成“布由”，“那放村”寫成“那邦村”，“報英村”寫成“報恩村”，“沖俄村”寫成“昌俄村”，“沙模”寫成“三模”。也有一些誤寫為同音字，如“同甲”寫成“銅甲”，?“元門”寫成“圓門”，“毛祥”寫成“毛尚”；有些則誤寫為同型字，如“舂臼嶺”寫成“春白嶺”。
需要指出的是，某些地名是因時代不同而寫法改變，并非人為誤聽誤寫所致，如民國時期的“南淋”現(xiàn)寫為“南林”，?“洋淋”現(xiàn)寫為“洋林”，“力材”現(xiàn)寫為“立才”，“七差”現(xiàn)寫為“七叉”。此外，早期的標本采集記錄相當簡單。采集者僅寥寥幾字記錄生僻小地方的名字，對縣、區(qū)（鎮(zhèn)、鄉(xiāng)）卻只字不提，使后人無法考證。
除了采集者主觀的原因，由于行政建制的頻繁更迭，許多清末至民國時期的村莊名字現(xiàn)今已不見蹤影，也給采集地名的考證帶來很大的困難。民初開始，國民政府把實際管治的范圍從清末的沿海地帶擴張至中部山區(qū)，大村分小村，許多村莊的名字因此消聲滅跡。另一方面，由于瘟疫、戰(zhàn)爭、海盜打劫而被迫遷離原來的村莊，導致該村莊逐漸被廢棄的情況時有發(fā)生。
據(jù)《東方縣志》記載，民國時期感恩有10多個村因各種原因廢棄。其中民國7年與15年，“感恩、昌江病疫流行，死者眾”，因瘟疫而廢的有中和村等；遭日軍大屠殺而廢的有蘇屋、三所、江恩、加旦等村；因土匪與海盜洗劫而廢的有老符、滴浪、龍官等村；因村峒之間的糾紛而被迫遷離而廢的有龍彰、文富、西邊坡、老窩、豬母壡等村。“其余各縣廢村的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但其數(shù)量有過之而無不及。”邢福武說，許多早期的采集地名（村名）也因此而不復存在。
此外，民國及其之前黎族人居無定所，經(jīng)常遷徙，村峒常被廢棄，導致許多采集地名難以考證。據(jù)清末《崖州志》記載，“黎人村峒有眾至千余人者，為大峒。其小者，僅至數(shù)家，屋宇遷徙不常，村落聚散靡定。所耕田在是，即居在是。日久地瘦，去而之他。故村峒土名，數(shù)年間數(shù)遷數(shù)易，其地不可考也。”
“因此，對年代久遠的標本進行采集地考證絕非易事。”邢福武說，盡管如此，在植物分類學研究中，準確采用地理分布信息相當重要。植物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從追蹤每一位采集家當年的采集路線、所采植物的生境等野外記錄資料著手，并結(jié)合當時該區(qū)行政區(qū)劃與建制的具體情況，把當時的地圖與現(xiàn)今的地圖作比較分析，多番考證后才敲定該地在現(xiàn)今建制中的準確位置，“因為老地圖中村一級的地名較少，比例尺與位置標注常不準確。”
1952年
海南全區(qū)經(jīng)過不斷調(diào)整，已經(jīng)包括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口市，以及瓊山、文昌、澄邁、定安、瓊東、樂會、萬寧、陵水、瓊中、屯昌、臨高、儋縣、昌感、東方、白沙、樂東、保亭、崖縣18縣，是海南歷史上行政設置最為龐大的時期。
1958年
全島范圍內(nèi)將原來的鄉(xiāng)（鎮(zhèn)）并為大鄉(xiāng)（鎮(zhèn)），并在此基礎上合并為大縣。如將昌感、東方和白沙的一部分合并為東方大縣；保亭、陵水、崖縣及萬寧的興隆農(nóng)場合并為榆林縣；臨高并入澄邁縣，屯昌與定安合為定昌縣，瓊山并入海口市，瓊東與樂會兩縣合并為瓊海縣。
1959年
萬寧縣并入瓊海縣，昌感縣并入東方縣。至1959年底，海南僅剩崖縣、樂東、東方、瓊中、瓊海、定昌、儋縣、澄邁、文昌和海口10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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