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薛憶溈在海南出版社作題為“一個作家眼中的編輯”講座? 蘇建強 攝
《空巢》書影
薛憶溈，1964年出生于湖南郴州，現居加拿大蒙特利爾。1981年考入北京航空學院，1985年獲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之后從蒙特利爾大學獲英美文學碩士學位，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獲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博士學位。作品包括《睡星》、《遺棄》、《出租車司機》、《空巢》等。
薛憶溈被稱為中國文學中最迷人的異類，他對語言極為癡迷，力圖將數學的精準與詩意的濃密融為一體。其最新小說《空巢》從2014年7月開始在晶報連載40余天，出版之后大獲肯定。
儒雅、隨和、開朗，是記者見到薛憶溈的第一印象。薛憶溈戴著金屬框眼鏡，身穿短袖、燈芯絨長褲、運動鞋，初見者似乎要從他上衣口袋里的一支筆來判斷他的職業了。
應海南出版社邀請，著名作家薛憶溈于近日在海口舉辦了一場題為“一個作家眼中的編輯”的講座，與前來傾聽的讀者朋友分享他與不同性格的編輯之間的二三軼事。
說起薛憶溈此次的海南行，除了要與海南出版社的編輯們分享故事外，更為奇妙的則是他與《天涯》雜志之間的淵源和緣分。
回到夢開始的地方
翻開2015年第3期的《天涯》雜志，扉頁有一則關于《薛憶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摘要。
這是時隔十四年后，《天涯》雜志重又刊登他的作品。
對薛憶溈來講，他的第二次文學革命開始于1997年前后，他的“《天涯》小說”引起了讀者的強烈反響便是其中的一個標準。
當年，他幾乎每年都有一兩篇作品在《天涯》上發表。《首戰告捷》、《歷史中的轉折點》和《出租車司機》等都成了中國文學中的名篇。尤其是《出租車司機》，發表后迅速被從《新華文摘》到《讀者》在內的幾乎所有選刊選載，創下了薛憶溈寫作生涯中的第一個高潮。
同一階段，《遺棄》在沉寂多年之后被中國知識精英們發現，從一本八年里只有“十五個讀者”的小說變成了許多人談論的熱點，它的新版在幾個星期內就銷售一空。接著，他的新作不僅相繼在國內一些主要文學期刊，包括《收獲》和《花城》等上出現，也頻繁出現在臺灣《聯合報》副刊及香港《純文學》雜志上。
2012年被媒體稱為“薛憶溈年”，《遺棄》的重寫版入選深圳讀書月“年度大好書”，引起全國關注；2013年是他的“短篇之年”，出版了包括《出租車司機》和《首戰告捷》在內的三部短篇小說集，并使薛憶溈首次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提名；2014年，長篇小說《空巢》入選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薛憶溈也因此再次“年度小說家”提名。
薛憶溈與《天涯》失聯的這十五年，是他逐漸走向輝煌的階段。今年，《天涯》雜志重又刊載薛憶溈的中篇小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算是讓他重回了一趟“搖籃”，回到了夢開始的地方。
薛憶溈不止一次感慨，若不是因當年在《天涯》上刊登，《出租車司機》或許不會被眾多雜志轉載，“薛憶溈”便不會開啟那般被眾人熟知的寫作生涯高潮。
“對海南的第一印象就是空氣很新鮮，在這里能夠清晰地找到我在加拿大呼吸清新空氣的感覺。”薛憶溈相信他會因此與海南產生更多關聯，不為其他，只為緣分與喜愛。
常被當作新人
的文學老將
從《遺棄》到《空巢》，是薛憶溈的一條奇特的文學道路。
2002年，薛憶溈移居加拿大。在一次訪談中，薛憶溈稱他出國的理由是為了逃避陳詞濫調。他說在一種語境里待久了，發現很多詞會蛻化變質，變得沉悶且難以接受。
在蒙特利爾這座法語城市，他必須學習新語言，同時精進英語，在撰寫漫長的福克納論文間隙保持中文寫作。而在中文文壇，他成了一個短暫出沒又旋即隱匿的名字。他是文學老將，卻又常被當作新人；他的每一次離去都可能引發媒體的再次失憶，他的每一次回來都被命名為“重新發現”。
《遺棄》出版于1989年春天，薛憶溈25歲生日前夕，48歲這年，薛憶溈開始重寫他24歲的長篇小說《遺棄》。這“不可思議”的重寫更深化了中國文學中的這一傳奇。
“我既是作家，也是編輯。”薛憶溈給自己找了一個定位，又因此雙重定位，薛憶溈感恩生命中的每一位編輯。隨著年齡和閱歷的變化，薛憶溈鐘情于代替編輯工作，像一個編輯一樣不滿意自己的作品，審查嚴格、重新寫過。
“我選擇重寫《遺棄》。它是比原創更不可思議的勞作，它是一個苛刻的寫作者與時間、歷史、語言的角斗，是一個疲憊的中年人與虛榮、身體和心智的角斗。”薛憶溈在《遺棄》的序言中這樣寫道。通過重寫，薛憶溈重新審視了自己。
《遺棄》被認為提供了一個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生活的樣本，它還是少有的嚴肅探討個人存在意義的小說。而去年引起熱烈關注的《空巢》中的哲學更加深入，更文學，更好讀。
《空巢》震撼的地方在于，通過人的感覺捕捉人心靈的感受，知道怎么把生活的細節帶入其中。將老人扭曲的“一天”與她異化的“一生”聯系起來，用荒誕的歷史來關照魔幻的現實，進而探索愛情、死亡以及生命的意義等人生的終極問題。
這讓薛憶溈的文學生命更為成熟，能將自己的文學理念運用在自己構建的作品框架中。
一名虔誠的寫作者
直到45歲之后，薛憶溈才真正進入大眾讀者視野，或許是因他信奉簡單的生活、堅持長跑和徒步、而且充滿理想主義的情懷，讓“中國文學最迷人的異類”標簽與他如影隨形。
“我只是虔誠的寫作者，我的表達就是文學的基本要求，文學本就是這個樣子。”薛憶溈顯然并不喜歡“異類”的標簽。
如果非要給“異類”作出解釋的話，薛憶溈認為，這大抵是自己與人們設定的作家的樣子有所不同：他很隨和、他生活簡單、他熱愛運動、他有點靦腆也富有幽默感。
不參加作家協會、不參加集體性文學活動的薛憶溈相信卑微是生命的本質，而寫作者要比常人更加卑微。因為寫作者是語言的奴隸，充滿語言的敬畏和“愚忠”，并受制于語言這位神妙莫測的主人。
“薛憶溈不屬于文學界，他只屬于文學。”作家周國平評價，而薛憶溈則說，自己始終是文學的一份子，只是距離普通讀者一直有點遙遠。
至此，薛憶溈的美名也不僅僅是流傳于中國知識分子之列了，更多讀者認識了薛憶溈。即使如此，他仍然感情真摯而細膩，他認為在越來越受肯定的日子里，自我否定的意識會更強烈，對文學的要求也會更高。
理工科出身的薛憶溈很小就知道光速、知道宇宙的浩瀚、知道自身的微小，他敢于正視卑微的生命。面對語言，他的卑微感一直敦促他不斷重寫自己的作品，也使他養成了不斷拷問自己寫作的習慣：我的寫作是否又有了進步？我對世界是否又有了新的認識？他說他總有一種小學生的心態。
但是，他相信作為一名寫作者，同時也要有足夠的驕傲。“足夠的驕傲能夠使寫作者免于被種種的阻力摧毀。”
直到現在，薛憶溈仍然沉迷寫作。他幾乎不用手機、多年不開汽車、不看電視、不愿意聽朋友們高談政事，卻又喜歡聽普通人生活的故事……。
“在沒有人知道我是誰的地方，我更能體會生命的孤獨和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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