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有順在臺灣林語堂紀念館。徐德明攝
謝有順，1994年畢業于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后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學位，一級作家。2006年起，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獲馮牧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首屆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優秀成果獎等多項榮譽。
謝有順的口才極好，口吐蓮花，妙語成章。在前不久中國文學博鰲論壇閉幕式上的發言是即興脫稿演講，雖是即興，卻不乏思想深度與嚴密的邏輯，激情而又理性，有很強的現場感染力。
他是作家，又是文學家，也是大學教授，是國內最年輕的博導之一。
生活中的謝有順，知識淵博卻沒有酸腐迂回之氣，上可講正史考證，下可說野史逸聞，上一秒還是口若懸河的男神教授范，下一秒就成了引人捧腹的段子手。
他曾入選國際經濟組織達沃斯論壇評選的“全球青年領袖”，在此之前，姚明、馬云、丁磊、曹國偉、賈樟柯等也曾入選。
“全球青年領袖”的選拔標準是：“在各自領域取得非凡成就，具有影響力和領導經驗，有服務于社會的強烈意愿，希望用自己的才華解決世界正面臨的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入選全球青年領袖的人，都是一些“有問題的人”，謝有順也不例外。
也許，撕下一些標簽，謝有順只是一個有問題、正思考著問題、嘗試解決問題的知識分子。
曾是失學兒童 讀書改變命運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謝有順曾經因為祖母去世等家庭變故而輟學了近一年，11歲的謝有順跟隨父母到了外地，失學期間，他跟著一個鄉村老中醫當學徒，背了一大堆的“湯頭口訣”。后來，謝有順的語文老師和大伯堅持讓他回去讀書，他才重新有機會坐在教室里。“當時連我自己都以為不可能再有讀書的機會了，小小年紀便開始自暴自棄”，他這樣回憶這段經歷，“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剛去世的祖母簡陋的墓地就在我教室背后的山坡上”，“我就是在這種境遇下讀完小學最后一年的，這樣的記憶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也許正是這些永不磨滅的記憶給了謝有順質樸的生命底色，他始終自稱是“農民的兒子”，這位農民的兒子跟我們很多人一樣，在面臨升學時，并沒有多少選擇的余地，于是便上了一所中等師范學校，后來保送到福建師范大學。上大學改變了他的命運，上帝給他的人生打開了另一扇門，透過這扇門，通過學習文學，原來那些生活中的經歷和感受，就可以通過閱讀來深化和體悟。在學習過程，謝有順發現自己喜歡文學，對文學研究有濃厚的興趣，透過時間，我們便可以看到謝有順因讀書、寫作而發生的轉向。
1990年，謝有順去福建師范大學報到讀書，成為福建師范大學的一名普通在校大學生;1992年，第一篇關于先鋒小說的文章發表在《福建文學》上;1993年，開始陸陸續續在《當代作家評論》雜志上發表文章，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通過發表文章，謝有順不僅靠稿費供自己讀完了大學，還養成了閱讀與寫作的習慣，更重要的是，他開始從中收獲到一種樂趣。正是這種讀書、寫作的樂趣，冥冥之中牽引著他走向兩外一條路。謝有順當年讀的是定向生，按規定他要回縣城教書，回去就意味著寫作的中斷。為了維持這種興趣，他放棄了正式分配，選擇在福州一家名為《電影之友》雜志社打工。
1998年，26歲的謝有順做了一個重要決定——到廣州做一名自由職業者。
“當今文壇的一大奇跡”
2001年，已經辭職三年、29歲的謝有順成為最年輕的馮牧文學獎得主，那是第二屆馮牧文學獎，和謝有順共同獲獎的，還有莫言。那時的他以“當代中國最年輕的文學批評家”的身份獨領風騷，被認為是“當今文壇一大奇跡”。2006年，謝有順被中山大學以特殊人才引進，成為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博導，這一年，他34歲。
此時，他來廣州已有8年，距他從福建師范大學畢業已經有12年了。引進的過程中，還有一則趣事。當時的中山大學需要他填寫一份材料，謝有順的簡歷里提到有二十幾篇文章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中山大學打電話給他，沒有向他核實除此之外的任何材料，唯一要求是讓他提供這二十多篇被轉載文章的原文。“其實我也理解，中大幾乎不能相信，一個34歲的人有二三十篇文章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謝有順這樣解釋道。
這就是謝有順，他的朝氣、銳氣和才氣既令人吃驚，又令人欣喜。
他做過自由職業者，也做過報紙編輯，如今是大學里的“明星教授”，但是無論做何種工作，無論時間怎樣改變，他一直沒有放棄過文學評論，他以犀利的思想評說當下，直面現代人的靈魂沖突，使批評呈現為一種激越、敏捷、具有沖擊力的思想交鋒，表現了提出問題的眼光和勇氣。
中國文學的大格局
“當代文學當然有很多問題，其中有一個最大的不足就是失去了重大問題的興趣和發言能力，更談不上對自身及人類命運的深沉思索了”，謝有順的講話擲地有聲，不管怎樣變化，他始終是那個享受閱讀、寫作的讀書人。
11月12日，謝有順在博鰲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私人經驗的泛濫，使小說敘事日益小事化、瑣碎化;消費文化的崛起，使小說熱衷于講述身體和欲望的故事，相反，那些浩大、強悍的生存真實、心靈苦難，已經很難引起作家的注意，多數作家滿足于一己之經驗，依然沉醉于小情小愛，缺少寫作的野心，思想貧乏，趣味單一。
謝有順一直堅持以批判的立場探討當下復雜的精神現象和文化矛盾，他思考著整個現代文學的格局，并且能夠見微知著。提起去年看到《星際穿越》這部科幻電影時，謝有順的感觸很深：一部好萊塢的通俗電影，尚且可以思考關于人類往何處走，人類的愛是否可以自我拯救等深刻的精神母題，何以我們的作家卻只滿足于探求那些細碎的、膚淺的生活難題?這是謝有順的格局，他認為，在一個普遍鄙薄當代文學的時代，要大膽肯定當代文學的價值與成就。
這就是謝有順，他保持著文學批評的批判性品格，以鮮明的立論和潑辣的論辯介入紛繁的文學現狀，直指問題的關鍵所在——當代作家要實現自我突破，就必須重獲對重大精神問題的發言能力，徹底反抗那種無聲的文學。
對話謝有順
《散文的常道》封面(圖片由謝有順提供)
文見習記者徐晗溪
記者：您的新書《散文的常道》很受讀者歡迎，您能向讀者介紹下這本書嗎?
謝有順：2001年，我開始為《美文》雜志撰寫了十幾篇散文評論，但都是命題作文，所論對象均由雜志社選定，有些也非我自己喜歡的作家。因此，寫完這個專欄，我的內心并不滿足，感覺對散文還有話要說，就在接下來的這十年間繼續寫作。
記者：您既是作家，又是評論家，世界那么大，您覺得作家要不要也應多去看看?
謝有順：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都不是交流的產物，恰恰相反，它們是在作家個體的沉思、冥想中產生。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時，能和誰交流?日本《源氏物語》的誕生是交流的產物嗎?很顯然，這些作品的出現，并未受益于所謂的國際交流或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它們表達的更多是作家個體的發現。所以，好作家應該警惕過度交流，甚至要有意關閉一些交流的通道，轉而向內開掘，深入自己的內心，更多地發現個體的真理，在作品中鍛造出那個強大的“孤獨的個人”，惟有這種文學，才會因為有內在的價值而深具力量。
記者：從您的角度，您覺得海南能給您帶來哪些創作靈感呢?
謝有順：海南文學的創作題材非常豐富，涵蓋古今，既有本土原生題材，比如海島民俗、原住民以及古老的神話故事;又有改革開放以來的“冒險”故事，比如，奮斗、創業，以及這個過程中的個人遭遇。這些都是很好的創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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