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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城市三亞還擁有豐富的熱帶雨林景觀資源。 記者 張茂 攝

光緒《崖州志》的插畫，讓人聯想到古時候的三亞是那樣的宜居，宛如世外桃源。

　　進入冬季，北方天寒地凍時，三亞依然溫暖如春。憑借著氣候資源優勢，三亞吸引了八方來客，不少人因此而留下工作、定居。

　　站在三亞街頭，你可以聽到南腔北調，一群人聚在一起，聊起家鄉來，往往分布在大半個中國的版圖上。

　　其實，三亞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數千年來，黎、漢、回、苗等一個個族群移居于此，說著不同語言，和諧共處。

　　12月8日，由三亞市政協組織編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亞史》正式出版，梳理了三亞歷史演進過程，也記錄了三亞移民者們的足跡。

　　從流貶之地到避難之地

　　“珠崖風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門。鸚鵡巢時椰結子，鷓鴣啼處竹生孫。魚鹽家給無墟市，禾忝年登有酒樽。遠客仗藜來往熟，卻疑身世在桃源。”這是一首贊美三亞市崖州區水南村的詩作，作者是被貶至崖州，而后居住在水南村的宋代名臣盧多遜。

　　除了盧多遜外，趙鼎、胡銓等貶謫崖州，對當地產生深遠影響的宋代重要朝臣也都曾寄居于水南村。

　　根據資料，海南作為流貶地，始于隋煬帝，唐宋時達到頂峰，并延續至明代中期。

　　其中三亞，地處海南島的最南端，被流貶至三亞地區的官員，大多與當時朝廷重大政治事件有關，所以三亞歷史上的貶官中不乏高官重臣。根據資料，如今可查考到的流貶三亞地區的唐代貶官共有12位，其中兩位未出行就自縊而亡，剩余10位貶官中有3位宰相、2位皇室、1位外戚等，宰相、王室，或與宰相、王室有牽連者占了多半。

　　“如果說，辟郡置縣為海南包括三亞地區融進中國歷史的大格局提供了基礎框架的話，那么，貶官所攜帶和傳播的儒家文化思想則是這個硬件框架上的軟件，使得海南包括三亞地區從形式到內容，緩慢融進中原儒家文化圈。”《三亞史》的編寫學者之一周泉根說，這正是唐代開始的，向海南包括三亞地區流貶官員的正面意義和積極影響。

　　宋元時期，是三亞地區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歷史時期，也是移民史上的重要時期。北宋占領海南后，重新調整了海南的行政區劃，將原來地處海南島東北部的崖州并入瓊州，將地處海南島南部的振州改稱為崖州，專屬瓊南，“崖州”遂成為三亞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知名度最高的稱謂。

　　據資料，“靖康之難”使得黃河以北土地盡歸金所有，康王南渡后更無力收復故土。宋金之戰連年不斷，大批中原人民因此南遷，其中不乏遷居嶺南乃至海南者。

　　據學者研究，在這一時期，中原內地向海南移民人數達10萬人以上，主要有避難百姓、海上遇險客商、駐軍、流貶官員、因占城動亂遷來的回民、外國商人等。在這些移民中，有不少落籍崖州（吉陽軍），尤其以駐軍、流貶官員后代、海上遇險客商，及相鄰占城等國戰亂遷來的穆斯林等最多。

　　從避難之地到多民族聚居地

　　有“海南第一樓”之稱的海口五公祠，是為紀念唐、宋朝時期貶謫到海南的五位著名歷史人物而建的。他們是唐朝名相李德裕、宋朝名相李綱、李光、趙鼎、名臣胡詮，俗稱“五公”。

　　宋朝時期，被流貶至海南的朝廷官員數量較唐代相比，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其中被流貶至崖州（吉陽軍）的官員約有20人，趙鼎、胡銓都在其列。據史料記載，胡銓貶謫崖州（吉陽軍）時期，是他詩文創作的高峰期，“日率作詩數十首”。同時，胡銓還收黎家子弟入學，盡其所能幫助當地民眾改進耕作技術，倡導興修水利以抗天災。

　　宋元時期落籍崖州（吉陽軍）的南來移民，特別是流貶官宦，對瓊南文化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對海南包括三亞地區的文學創作起到了示范作用，也為瓊南旅游勝地的開發留下了寶貴遺產。流貶官員對當地旖旎風光的歌詠贊賞，為各景點積累沉淀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以至于后來，這些為紀念前人而開發建設的部分景點，如今仍是瓊南地區包括三亞的熱門旅游目的地。

　　此外，南來移民帶來的內地農耕技術、手工業制作技術和土地開墾需求的增加，都促進了當地農業經濟發展；移民中的名門望族重視文化教育，也對提升吉陽（崖州）的文化教育水平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總體來說，宋元時期落籍崖州（吉陽軍）的大量移民，對當地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據吳松弟編著的《中國移民史》一書描述，“靖康之亂階段的北方人口南遷，其規模之大，遷入人口之多，影響之深遠，無疑要超過以后的任何一個時期和任何一個階段。”

　　“宋元期間，崖州（吉陽軍）的水陸交通、農業經濟、內外貿易日益發展，東南沿海移民的大量遷入，前來瓊南的官宦、文人漸多，崖州（吉陽軍）在政壇、文壇，官方、民間的形象開始發生改變，這種改變是歷史性的。”《三亞史》編寫學者之一的曾慶江說，宋元之后，明清兩朝不再把崖州當作流貶之地，與外界對崖州（吉陽軍）認識上的改變有很大關系。

　　宋元時期的移民以漢族為主，但也有不少回民，主要有兩大基本構成：一是因航海途中遭遇搶劫，或遇到自然災害，或躲避戰亂而從海上遷入的外籍穆斯林，以波斯、阿拉伯人為主體；一是從大陸南遷的回族居民。三亞回族的構成，基本上在宋元時期得以定型，逐漸使吉陽（崖州）形成了漢、黎、回多民族融匯共存的局面。

　　“雖然因種種原因，民族間的矛盾沖突不可避免，但總體上能夠平和相處，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趨勢。移民還促成了吉陽（崖州）多種宗教信仰并存的局面。”曾慶江說。

　　從多民族聚居地到國際化都市

　　今天的三亞，憑借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日趨完善的城市配套，開放包容的人文氛圍，吸引眾多游客的同時，也有許多“候鳥”人群、外來務工人群，高端科研、技術型人才群來到三亞定居，其中包括不少外國人，尤以俄羅斯人居多。

　　而明代時期的海南，憑借擁有大量未被開墾的荒地，以及明太祖朱元璋贊以“南海奇甸”的美名，自然而然地成為大批移民的目的地。

　　據學者研究，到了明代，從內地遷居海南的移民達四五十萬之眾。隨著大批移民的遷入，本土黎族封建化進程也在加快，各民族在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中相互融合，崖州也因此成為漢、黎、回、苗等族群的共同聚居地。

　　《三亞史》編寫學者之一的張朔人說，鑒于海南“內黎外海”，既要控制“黎亂”，又要防御沿海倭寇和海盜的襲擾，因此明朝統治者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海南的軍事建設，其軍事布局和軍事力量，比此前任何朝代都更加完備和強大。此外，為加強中央集權，實行有效統轄，明代朝廷還通過行政手段，不間斷地從全國各地向海南委任官員。

　　因此，明朝時期落籍崖州的移民中，以軍事移民、官宦群體、回民、苗兵苗民、疍民居多。“其中，軍事移民所攜帶的中原文化、社會習俗等，對崖州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官宦群體則在執行中央政權律令、保境安民、發展農業生產、傳播中原傳統文化、興辦儒家教育等方面，極大推動了崖州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進步。通過他們的傳播，崖州也更為外界社會所了解。”張朔人說。

　　明代的崖州已形成多民族聚居的社會狀貌，各民族文化在這里交流、碰撞、融合，崖州逐漸成為擁有多元宗教信仰和多元文化習俗的大家庭。

　　到了21世紀，三亞更是從多民族聚居地逐步向“國際化都市”邁進。三亞的新一代“移民”在為三亞拉動內需、創造經濟效益、助推城市發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此外，在先進技術理念的引進、多元文化的進一步交流融合等方面，新一代“移民”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多民族融合，多文化碰撞中，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宋元時期的崖州是如此，21世紀的三亞也是如此。

　　“城鄉融合、內外融合，在整個中國都是大趨勢。在這個融合過程中，觀念、習慣、能力等，帶來的差異是難免的。”三亞市副市長李柏青說，正在經歷大融合期的三亞，或許因為外來文化、觀念的沖擊，需要經歷某種痛苦，但在這種痛苦之后，三亞肯定會迎來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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