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舟山海域水下考古調查期間，水下考古工作人員下水。
文化遺產，不僅僅存在于陸地，還有廣袤的水域。近日，在海南，一隊水下考古工作者剛剛結束頗具難度的水下考古培訓。由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組織的全國水下考古專業人員進階培訓班于日前結業，來自全國十余個省份共17名學員，在分界洲島完成為期21天的技術潛水等理論及實際操作課程。
煙波浩渺的大海，阻擋不了中華民族向外傳播與追求文明的腳步。千百年來，中國人以風帆舟楫開拓出了走向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綿亙幾萬里，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中國與外國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然而，輝煌之下也有辛酸與苦難，驚濤駭浪、折戟沉沙，葬送了大量的英雄、船只和貨物。這些水下遺存，成為見證歷史的“時間膠囊”。
填補空白 中國水下考古誕生
穿戴潛水服、背上空氣瓶、套上腳蹼和面罩，全國水下考古專業人員進階培訓班的隊員們跳入海中，在分界洲島海域進行水下的系列實操技能訓練。
如今的水下考古隊員們可謂裝備齊全、訓練有素，而三十多年前，中國水下考古卻是在屈辱中開始的。
20世紀80年代，水下考古在我國還是一片空白。1985年，英國人米歇爾·哈徹在南海打撈出一艘古沉船，船上滿載康熙年間的青花瓷器。次年，哈徹將這些文物委托給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拍賣行拍賣。那次專場拍賣，共計出現15萬件瓷器及100多塊金條、金元寶。
來自中國政府的所有申訴、抗議均告無效。國家文物局便委派陶瓷研究專家耿寶昌、馮先銘趕赴拍賣現場進行回購，可惜高昂的成交價使兩位專家無力舉牌，最終回購落空。
“那件事成了每一位考古人的心頭之痛，從此，中國考古界開始將關注的目光投向海洋。可以說，正是受這次事件的刺激，才有了我國水下考古的真正開始。”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梁國慶告訴海南日報記者。
1987年11月，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直接關懷下，國家文物局委托中國歷史博物館，組織成立了我國第一家從事水下考古學研究的機構——水下考古學研究室，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的俞偉超教授任研究室主任，中國的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也就此拉開了序幕；1988年，由全國各文博單位選送的9名考古人員作為水下考古第一期學員參加了交通部廣州潛水學校為期兩個月的培訓，我國首批水下考古專業隊伍產生；1989年10月20日，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為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據和法律保障。
眾所周知，中國擁有綿長的海岸線和豐富的內陸水域，曾經輝煌的航海史更是留下了豐厚的水下文化遺產。面對如此豐富的水底遺跡，我國水下考古事業開始迎頭趕上。三十多年間，中國水下考古事業從無到有，逐漸發展壯大。迄今為止，我國已經取得了“南海Ⅰ號”“南澳Ⅰ號”“碗礁Ⅰ號”“華光礁Ⅰ號”等一批重要的水下考古發掘成果，2000年以來開展的水下文物普查工作，特別是2009年-2010年開展的第三次全國水下文物普查工作也取得諸多重要收獲。
那究竟有多少我們未知的遺跡？“南海約有138處文化遺存，其中西沙約有106處，這些文化遺存的年代從五代延續至近現代，主要以沉船和水下文物點為主，與海上絲綢之路興盛過程相一致。”梁國慶說。
"華光礁Ⅰ號"沉船的出水文物。 海南日報記者 宋國強 攝
沖破阻隔 探尋被封存的時間膠囊
在許多人眼里，水下“探寶”既新鮮又神秘。但對于水下考古工作者來說，這是一項需要諸多專業技能的工作。
“水下考古學是考古學的一門分支學科，是陸地田野考古向水域的延伸。其實，除了海洋，我國還在內水水域如湖泊、水庫、內河、運河等水域，開展了一系列的水下考古項目，水下考古的工作對象，也從單純的沉船遺址擴展到包括水下遺址、城市、橋梁、碼頭、水閘、水文石刻乃至近現代軍艦等諸多歷史文化遺跡。”梁國慶介紹。
與有著相對完備考古規程的田野考古不同，水下考古似乎有更多考驗。
水域廣闊、大海茫茫，如何盡快明確工作對象是水下考古工作者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漁業生產或盜掘盜撈產生了一批“線索”。自20世紀80年代始，中國水下考古工作者正是由此出發，使得“碗礁Ⅰ號”“華光礁Ⅰ號”“南澳Ⅰ號”“小白礁Ⅰ號”等一大批沉船重見天日。
“實際上，航海傳統、航路分布、貨物集散、海域狀況都從不同側面對航海活動的區域性有所劃定，而像海戰等特殊事件則會直接在某特定區域（戰場）展開，這些區域一直以來也是沉船考古發現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熱點所在。”梁國慶說。
對于水下考古來說，明確工作對象只是第一步。
與田野考古相似的是，水下考古也需要布置探方，由于在水下，工作情景特殊，所以探方也略有不同，一般有軟式探方和硬式探方兩種。軟式探方是在水下橫豎拉繩，組成一個個方框置于遺址之上，硬式探方是將不銹鋼制作的、帶有一個個方格的框架放于遺址上。水下作業還需要繪圖及拍攝記錄，這就需要用到防水的紙和相機防水罩。
水下考古隊員的每一次下水，事前都要制定一整套完善的規程，必須嚴格遵守。比如下水前先探測清楚海水的水深和流速，因為深度的不同會影響計劃的制定，而過快的流速有可能使人無法完成工作，甚至威脅生命安全，所以，一般需等到海水“平潮”時才能下水。“因為‘平潮’時水流較小，便于繪圖、拍照、攝像及采集文物。”梁國慶說。而且，受氣瓶容量所限，每次在水下停留時間有限，時間一到必須馬上上水。上水速度，按潛水規程要求，每分鐘不能超過18米，上升至距水面3米時，還要再停留數分鐘才出水。
各項條件都具備后，帶上潛水裝具的考古隊員一般以兩人一組的形式下水。隊員們解釋說，潮汐、海流、漁網以及設備故障隨時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危險，因而在水下進行考古作業，需要兩名隊員結成潛伴。如果水下作業時發生危險，潛伴就是唯一可以保障安全出水的“備份”。生死潛伴，便是水下考古人特殊的浪漫。下水之后，隊員則要沿著入水繩下潛，將其綁在沉船或插于海底的鋼釬上，使其成為導向繩。在難以辨別方向的海底，它就像人行道上的“盲道”。
每一片海域都有截然不同的海況和文物埋藏環境，有些是泥沙淤積，有些是珊瑚礁作祟，有些則漆黑冰冷……但歷經復雜環節最終與文物面對面時，那種無以言表的喜悅或許就是水下考古工作者最為幸福的時刻。
“因為水的存在，人為干擾較少，時間似乎在這里凝固了，這些文化遺存仿佛被封存的時間膠囊，它們不會說話，卻很有力量，這種力量源自它們背后的歷史與故事。”梁國慶說。
走向遠海 用實證講述海上絲路故事
三十多年來，重點項目見證了中國水下考古從灘涂發掘到近海打撈再到遠海作業的歷史進程——1974年泉州灣宋代古船的發掘，是考古學界在海岸灘涂對古代沉船進行發掘和開展多學科合作研究的成功之作；2007年廣東陽江“南海Ⅰ號”沉船的打撈，在國際水下考古學界率先采用沉箱整體打撈技術，堪稱近海沉船考古的一次創舉；2007年-2008年，西沙“華光礁Ⅰ號”沉船的發掘，標志著中國水下考古的工作水域已經由近海擴展到了遠海海域；2014年，“中國考古01號”下水，中國水下考古從此告別“租用漁船時代”……
絲路帆遠、海路艱險。多少祖先帶著英雄夢卻折戟南海。盡管如此，浩蕩的帆影仍千年不絕。
時間撥回到八百多年前。南宋中期的某一天，一艘從福建泉州港駛出的貨船在西沙群島附近借著北風向東南亞行駛，突然海面上狂風大作，這艘排水量在60噸以上的木制帆船，在狂風與巨浪的驅使下，漂至華光礁北邊。這里水淺礁多，船擱淺后慢慢沉入海底。這艘沉船便是“華光礁Ⅰ號”。
“水下考古不僅僅是發現水下文物，更有責任為完整中國歷史的架構提供基礎支持。就像海上絲綢之路，不能只講故事，還要有實證。”在梁國慶看來，水下考古，往小處說是了解和利用沉沒在水下的文物資源，往大處說，涉及中國人的海洋意識，涉及對中國歷史的全面認識。
“華光礁Ⅰ號”沉船于1996年經當地漁民偶然發現，2007年、2008年由考古工作者進行了發掘，總發掘面積370平方米。2007年主要進行瓷器的打撈，總共出水了近1萬件陶瓷器，其中有7000件保存比較完整。2008年，則將船板進行分批次提取，共出水了511塊船板。在“華光礁Ⅰ號”出水的陶瓷器大多數是民用瓷器，種類非常多，有碗、盤、碟、罐、執壺等。通過打撈出的瓷器可以看出，這些都是當時市場流通的。經研究，這艘沉船的起始港應該是福建泉州港，因為船上八成的貨物都是由福建德化窯、南安窯、磁灶窯等民窯燒制而成的，可以想見當時海上貿易的繁榮。
西沙海域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貿易網的關鍵點，南往北來，溝通中西。“這片海域發現的這些沉睡海底的水下遺存，是海上絲綢之路與海洋文化的重要遺跡和實物見證，它們不僅見證了西沙群島海上貿易航線的發展與繁華，也反映了古人沿著這條漫長的海上絲綢之路乘風破浪開展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努力與艱辛。”全程參與此次考古發掘的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馮雷在這里留下的，不僅是對西沙的美好回憶，還有提取船板時的腰傷。
讓水下考古工作者們欣慰的是，隨著國民經濟和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水下考古與海洋史研究已然成為時代關注的熱點。隨之而來的，是一批有關水下考古、海洋史與造船史的專業博物館紛紛設立，如泉州海交史博物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陽江）等，一批有關水下考古和外銷瓷方面的展覽舉行，吸引了社會各界對水下考古和海外交通史的關注，逐漸拉近水下考古與社會公眾的距離。
如今，我國遼闊的水面下，仍有無數珍寶等待著重見天日，我們有理由期待，這幅蔚藍色水下文化遺址版圖將愈加豐滿。
2011年，“南澳Ⅰ號”沉船發掘，考古隊員布設水下探方。
我國水下考古重大發現
●“南海Ⅰ號”沉船考古發掘
“南海Ⅰ號”沉船位于廣東川山群島海域，發現于1987年。2001年-2006年間，我國水下考古工作者對沉船進行了多次水下考古調查，2007年通過整體打撈的方式將沉船用沉箱整體搬運至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內。歷經10年的發掘證明，“南海Ⅰ號”是一條滿載各類貨物的南宋外貿商船。沉沒地是古代中國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南海Ⅰ號”作為一個相對獨立而有結構完整的水下遺存，出土了大量瓷器、鐵器、銅器等，對研究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東南亞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運史、貿易史等有著特殊重要意義，同時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千年傳承提供了堅實論據。
●遼寧綏中元代沉船調查發掘
遼寧綏中元代沉船遺址的考古調查與發掘是我國考古工作者第一次獨立開展的大規模的水下考古工作，被稱為“中國水下考古第一撈”，也被評為1993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1991年-199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等多家單位，組成“國家綏中水下考古隊”，先后對遼寧省綏中縣三道崗海域的元代沉船遺址進行了五次正式的調查和發掘。發掘面積達148平方米，獲得各類器物600余件。三道崗沉船的發掘不僅有著重要的考古學意義，還為研究古代船舶發展史、海洋交通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華光礁Ⅰ號”沉船考古發掘
“華光礁Ⅰ號”古沉船，是1996年中國漁民出海捕魚作業時首次發現的。1998年-1999年、2007年-2008年，經過兩次水下考古發掘，共發掘出水陶瓷器、鐵器等各類文物近萬件和船體構件511塊。“華光礁Ⅰ號”是國內第一次在遠海進行的水下考古，對我國古代海外貿易、航海技術、造船工藝等方面研究提供有益借鑒。
●“碗礁Ⅰ號”沉船考古發掘
“碗礁Ⅰ號”沉船出水于福建省平潭縣海域，位于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上。沉船海域往北可至長江流域和北方各港口，往南可達泉州、廣州等貿易港口及東南亞地區，是南北貿易的必經之路。2005年，國家文物局批準對平潭碗礁附近沉船進行搶救性發掘，并命名為“碗礁Ⅰ號”。
沉船共計出水1.7萬余件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鎮民窯產品，多數為青花瓷器，少量五彩、青花釉里紅和單色釉瓷器。專家推測，“碗礁Ⅰ號”應該是轉口貿易，它的中轉站有可能是廈門或廣州，也有可能是歐洲人在遠東的貿易中轉基地菲律賓的馬尼拉和印尼的巴達維亞。
●甲午沉艦水下考古調查
2013年11月，為配合丹東港建設項目，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會同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啟動“丹東Ⅰ號”水下考古調查項目。考古工作提取文物200余件，其中，帶“致遠”刻銘餐盤、銅加特林機槍以及刻有致遠艦大副陳金揆名號（Chin Kin Kuai）的單筒望遠鏡等尤為珍貴。經考古、軍事、艦船專家研究認定，該艦為中日甲午海戰沉艦——北洋水師致遠艦。“丹東一號 沉船（致遠艦）水下考古調查”被評為2015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并獲評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18年“經遠艦”的發現平息了“經遠艦”沉滅地的爭議，是繼“致遠艦”之后，我國水下考古工作者獲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趙優 輯）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由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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