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幫是建立在地緣基礎上的商人組織。我國歷史上的商幫大體上崛起于明清時期。在明清之際的“商業革命”中就相繼崛起了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潮商為勢力最大，影響最遠的三大商幫。古代的潮商不如晉商、徽商著名，但到了近代，由于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晉商、徽商等因為固守傳統而日漸衰落，而潮商卻伴隨著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東南亞和香港，涌現出李嘉誠、陳弼臣、謝惠如等一批世界級巨商，在世界范圍內影響深廣。

潮商為什么能夠歷久不衰，不斷發展并譜寫新的輝煌？在近代潮商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正是潮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發展，并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晉商是明清時期最早崛起的商幫，其規模最大，實力最雄厚。明代晉商主要活動在黃河流域及四川地區。隨著清代國家的統一、版圖的拓展，晉商的活動范圍更加擴大，延伸到東北、蒙古、新疆乃至西藏，還壟斷了對俄國恰克圖的貿易，并從事東南、兩湖至西北的長途販運貿易。晉商除經營鹽業外，還經營茶、糧、棉、布、絲綢等。晉商的典當業及高利貸很有名，被稱為“西債”。道光年間創造出經營匯兌業的票號，匯通天下，更是將晉商推向了最輝煌的頂點。

晉商崛起的原因，有地理因素，比如山西干旱少雨，不宜農耕，但四通八達，南下北上西進，扼商路咽喉，適合經商；也有人文因素，晉商家族的重要傳統之一是“學而優則賈”，據說晉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讀書子弟去經商，三、四流的才去參加科舉考試。據統計，清代知縣一年的全部收入是1045兩銀子，只和晉商一般票號的一名小伙計大體相當。當地流傳著“有兒開商店，強如坐知縣”，“好好寫字打算盤，將來住個茶票莊”的民諺，就是當時晉商蓬勃的寫照。明清時期，晉商繁盛，優秀人才都入了商界，不讀書、不參加科舉，以至于當時經濟領先的山西竟沒有出一個狀元。

晉商自明代崛起之后，縱橫商界500年，最后卻在清末民國時期，被后來者取而代之。其衰敗的原因既有社會背景，也有自身的因素：晉商曾作為封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餉供應的工具；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系；利潤的封建化。因而，隨著封建制度在中國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經營方式逐漸暴露出與時代的不合拍性，再加上觀念的保守，沒有進行經營方式的轉型，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種必然。

潮商與晉商的發跡相似，潮商也是靠長途販運起家，不同的是：晉商是“陸（地）販（運）”，潮商是“海（洋）販（運）”。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朝以后。大概在明正德(1506~1521)年間，私人海外貿易興起后，潮州沿海居民開始大規模地進行海上商業冒險活動。1684年，清政府“海禁”終結，所有的船要編號并在船頭涂色區分：蘇州黑色，浙江白色，福建綠色，潮州紅色。潮州商船因此得名“紅頭船”。自此，“紅頭船”便成為潮州商人的象征，潮商便被稱為“紅頭船商人”。潮商“海販”的特征使其在商業人格上與晉商截然不同，其演繹的商業文化也與內陸商幫大相徑庭。

開放的心態和拼搏冒險的精神

潮商文化是以海洋文化為基礎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瀕臨大海的潮人，在“海洋經濟”的發展中學會了販魚、販鹽等最基本的謀生技能，也在生產中形成獨特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開放的、流動的，具備反抗意識，信奉拼搏冒險精神，崇尚抓住機遇的能力，潮商把這種文化形態融入到自己的性格中。

潮州地處邊陲，遠離朝廷，與王權之間的關系不密切。最初的貿易活動并沒取得朝廷賦予的特許權，而是被朝廷鎖定為非法的走私貿易，并制定“海禁”政策給予嚴厲打擊。

潮商的誕生與發展，基本處于官府的壓制之下，潮商群體極少發生由商向官流動的現象，堅持“在商言商”的純粹商業人格，使其從未得到過官府的支持與庇護。從這一點來說，與晉商的依附朝廷經營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造就潮商自立的人格和開放的心態。潮商在秉承本土文化的同時，兼容并蓄外來文化，因而商源綿長。《清稗類鈔》農商類潮人經商篇載：“潮人善經商，窶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氈衾以外無長物。受雇數年，稍稍謀獨立之業，再越數年，幾無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為商業之冒險進行之精神。其贏而入，一遇眼光所達之點，輒悉投其資于其中，萬一失敗，尤足自立；一旦勝利，倍蓰其贏，而商業之揮斥乃益。”這是潮商艱辛創業歷程的寫照。

持續創新的精神和變中求勝的理念

海洋賦于潮商頑強的生存能力，也賦予潮商創新的精神品格。潮商信奉誠信為本，商者無域，善用資源，變中求勝的經營理念。潮商善于發現機會、把握機會、創造機會——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哪里可發展，便奔向哪里；國內市場飽和就向國外發展，在國外接觸到了好的項目又帶回國內；跨地域、跨國界經營，足跡遍及全球。世界華人首富李嘉誠的長實集團，其業務至今遍布5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全球約有20萬以上員工。許多潮商積極拓展經營領域，從傳統工商業向金融地產、交通能源、高新技術等行業進軍，打破行業與地域界限，組建國際性大集團公司，在世界范圍內整合資源，提升競爭能力。

當今，世界華人首富李嘉誠是潮商，歐洲、澳洲的華人首富均是潮商。潮商，已被公認為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具活力、最會賺錢的商人群體。

團結互助的傳統和樂善好施的美德

海洋文化的內涵還包含與風浪搏斗所需的群體意識和合作精神，潮商一直固守這一傳統：在家鄉，同族的人一起祭祖拜神，互相接濟提攜；在外地，又有“天下潮人一家親”之說。當一個潮人飄洋過海到異國他鄉時，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已最信得過的親戚，而后者也會義不容辭地接納他；就是非親非故，只要是說潮州話的，也自然而然會得到援助。上世紀初起，海外潮團組織紛紛成立，潮人以共同的地域單位和共同的方言為紐帶聯結起來，實行團結互助和自我治理，幫助新來的同鄉解決食宿，推薦就業，助貧治病，為其在新環境中提供平安落腳點。正是共同的血緣、地緣聯系著海內外潮人，使他們合作求存而不曾失去自己的根。團結互助是潮商生存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潮人重教重宗，深受儒學、佛教滋養，做人要忠厚，要有仁義，要行善積德，才能有好報等理念深入人心，因而潮汕善堂遍布各個角落，樂善好施蔚然成風。受傳統文化熏陶的潮商大多熱衷各項慈善事業，捐資修橋造路，興學育才，救災恤難，不斷地回報祖國回報家鄉。“文化是土壤，什么樣的土壤生長什么樣的植物。”不同的區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經濟形態和相應的經濟人格——商人的不同理念和行為，并形成獨有的商業氣質。歷史上各大商幫的形成與發展，都與本土文化息息相關。

文化既可能是商幫崛起之利，也可能是商幫衰落之弊。每個區域的文化都有優越性，也有其局限性。潮文化孕育了潮商開放、拼搏、創新的精神，支撐著潮商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獨領風騷。但潮文化也有局限性，例如：家族管理的方式，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合一；偏重貿易，對實業投資和工業生產重視不夠。這些，都可能會成為潮商精神上的羈絆。歷史上，晉商的觀念保守，不思改革；徽商的“商而優則仕”、“用親不用鄉”；龍游浙商的重農抑商、重仕輕商等等，都注定其歷史局限性與內在動力的局限性，也注定其衰落。因此，筆者認為，不論是哪個商幫，要尋求發展，都必須以史為鑒，與時俱進。不論是哪個區域，要尋求發展，都必須注重文化的潛能，加快實現文化自身轉型與升級的步伐，發揮本土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剔除本土文化中的消極因素，提升文化內涵，增強文化軟實力。只有這樣，才能在歲月的流逝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