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曝光的楊達才戴名表照片

雷政富 資料圖

　　記者｜應 琛

　　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日前發布的《官員形象危機2012》，為中國官員形象把了把脈。

　　“2012年，官員形象危機處于高危狀態，危機事件高發、易發，官員形象的形勢更加嚴重，社會負面影響增多。”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鈞在接受《新民周刊》的采訪時表示，新媒體時代下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廣度都發生了變化，官員形象、政府形象的維護都面臨巨大挑戰。

　　從“表哥”到“房叔”再到“不雅書記”，層出不窮的危機事件讓官員形象頻頻受損，并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在一個日益開放的年代，官員形象越來越重要，它不僅關乎官員個人命運，更關系政府的公信力。

　　誠信感受被沖擊

　　官員性丑聞事件，是指已婚官員涉違法的權色交易。

　　回顧2012年，原重慶市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絕不是第一個因為情色事件而下臺的官員。從原廣西壯族自治區質量技術監督局干部段一中、原河南省永城市市委常務副秘書長李新功，再到原山東省農業廳副廳長單增德、原新疆塔城地區烏蘇市公安局局長齊放……官員性丑聞的清單可以被拉得很長。

　　據《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統計，2012 年經網絡曝光影響較大的官員性丑聞事件近20 起。自11 月雷政富事件曝光后，性丑聞的曝光數量呈“井噴”態勢，僅12 月至少曝光了10起惡性官員性丑聞。

　　“社會的關注焦點往往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涉及官場的，二是涉及到情色的。性丑聞兼具這兩方面的關注點和新聞價值。一旦發生，老百姓會猜想，其中是否涉及權色交易，官員官德是否有問題……”唐鈞告訴記者，性丑聞確實是最容易激起民憤的一種危機。

　　同時，這些不雅事件往往還會牽出被曝光官員的一系列貪污腐敗、違法違紀問題。據不完全統計，被查出的貪官中95%有情婦，在領導干部中60%以上的腐敗行徑與“包二奶”有關。

　　報告還顯示，網絡已成為性丑聞曝光的主要渠道，主要方式有四種：“情婦翻臉”發帖，受害者曝光，媒體人曝光，內部人員曝光。許多網友戲稱，這就是所謂的“反腐靠二奶”。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官員不雅事件處理的基本路徑，是通過極具眼球效應的‘桃色新聞’引起輿論關注，從而形成‘社會倒逼’，從而導致紀檢部門介入調查，最終牽出官員的不法行為，將其拉下馬。”唐鈞說，隨著社會倒逼的加劇，從官員不雅事件被曝光到官方公布處理結果的速度正越來越快。

　　其中，被網友戲稱為“被秒殺的區委書記”雷政富，從視頻曝光，到被免職接受調查，僅63小時，創了一個小小的紀錄；而時隔8天，“為情婦寫離婚承諾書”的單德增更是在事件被曝光的12個小時后，就丟了官位。

　　如此看來，性丑聞似乎成了2012 年官員下馬最短的導火索。

　　“目前，我們正處于轉軌期、轉型期。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官員存在‘轉型期不適應癥’外，對公權力約束的制度建設在某些環節上仍有漏洞，可能引發官員的問題，也容易遭致公眾的不信任。所以老百姓就采取一些‘倒逼’的方法，希望通過媒體和輿論，甚至不惜通過一些造謠傳謠的方式，來給政府施加壓力。”

　　研究表明，自由裁量權越大、掌握公共權力和資源越多的部門，官員的形象風險也越大，而且危機爆發后消除負面影響也越難。

　　無獨有偶的是，中國社科院1月7日發布《社會心態藍皮書》。藍皮書顯示，中國社會總體信任指標進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線”。

　　調查顯示，民眾對政府機構、政法機關的信任度不高。藍皮書分析稱，中國社會信任水平下降，原因可能來自頻發的公共事件，沖擊了市民對社會的誠信感受。

　　但在唐鈞看來，政府現在正越來越好地去回應了這種“倒逼”。他說：“今年，我們不斷提出一個概念，官員形象危機的處理最根本是要做好信任管理。政府正在不斷爭取主動，來維持自己的權威性和對信息的主動發布，主動公開。多措并舉：內部的制度要更好地監管防范，外部盡可能去做信息的公開透明，去做到標準化應對。”

　　從身上的“細胞”入手

　　網絡時代，越來越多的官員被網友放在放大鏡下圍觀，官員的話語、穿衣、佩飾、表情備受公眾關注，一不小心就會引發一場官員形象危機。

　　在唐鈞看來，應對政府形象危機，首先也必須要從它的細胞——“官員”身上入手。原因在于，五大危機中，除“被假冒”外，其他四大危機從本質上講還是官員自身所導致。

　　以“露巨富”為例，2012年8月以來，僅廳級干部被曝“露巨富”者已有4人。其所露巨富單件物品價格多在10多萬元以上，作為個人有相當一部分金額過億，遠遠超出普通群眾的生活水平。

　　我國目前人均月收入約為4000元，“表哥”楊達才一塊價值25萬元的金表便相當于普通工薪階層5年的收入；我國人均住房面積約為36平方米，“房叔”蔡彬卻擁有房產22套，總面積達7000多平方米。巨大的差距，極易引發群眾的不滿情緒，造成形象危機。

　　唐鈞分析道：“作為行使公權力的特殊群體，官員穿戴不僅是個人層面的問題，還涉及社會層面。哪怕是合法來源，作為公務員，雖然法律上無禁止條文，但是從形象風險防治的角度，使用奢侈品確實會引發官員形象危機。一是脫離了普通群眾的生活水平，二是勾起了群眾對于官員腐敗問題的意見，三是容易激發群眾對于官員行使公權力的質疑。”

　　除官員自己外，2012年官員親屬事件與往年相比也有上漲。官員配偶、子女的炫富行為以及違法亂紀行為，都引發群眾對官員清廉形象的質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突出了社會“不平等”，它營造出“權力家庭化”、權力代際轉移的錯覺，造成民眾的心理落差。

　　例如，“房妹”之父、原鄭州二七區房管局局長翟振鋒全家每人雙戶口、名下共29套房，被立案調查、被刑拘。

　　唐鈞表示，對官員財產的“人肉搜索”，在國外被稱作是“扒糞”，其行為說明了現在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可以說，網友在扒糞過程中存在“扒糞”手段的無限度使用和“扒糞”內容的無限度揭露的情形。

　　“但由于部分公眾的‘有罪假設’心態，加上官員形象解釋度偏低，無法進行有效的舉證倒置。因此，媒體和公眾在揭露官員問題時，會存在夸大事件、造謠、傳播謠言等行為。這些雖與官員自身沒有過多聯系，但卻在客觀上加重了官員的形象危機，滋生了信任危機。”唐鈞補充道，“所以，報告中寫的不是露富而是露巨富。現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官員戴一塊一兩萬的表，還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天換一塊，或者戴個四五十萬的，那‘有問題’的概率就很大了。”

　　“風險地圖”可供自查

　　應該說，當政府直面公眾時，公眾也在博弈政府，這時就產生了政府形象與民意思維的碰撞。

　　從深層次來看，官員形象的危機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背離官員形象的不當言行導致的危機：官員的違法違規和不妥當的言行舉止，極易引發公眾的憤怒和“扒糞”的熱情。二是公眾社會心態偏差導致的官員形象危機：部門職能的差別導致了官員行為的區別，服務部門是熱情服務，執法部門卻是嚴格執法，如果解釋的程度和效果不佳，容易導致極少數群眾對于執法部門官員產生形象偏差的思維定勢。類似警察、城管這樣的執法部門，其實質是對違法當事人的直接打擊和對合法群眾的間接服務，而不是一律的微笑服務。

　　同時，政府形象存在著“得分難”、“失分易”的特征；而民意思維存在著主觀判斷嚴重、非主流意識抬頭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若要提升形象，則需積極引領社會和公眾，學會如何去妥善協調糾紛和矛盾。

　　“我們制作報告的主要目的是想對這些危機的規律加以總結，把‘病根’找出來，并根據規律給出具體的改進方案。”唐鈞說。

　　自2011年以來，突發公共事件、行業負面新聞、官員丑聞等形象危機日益增多，唐鈞希望這個報告可以為相關部門提個醒，成為他們自檢自查的“體檢單”，讓他們可以根據“處方”所列清單來對癥下藥，起到懲前毖后的作用，而非教科書的作用。

　　唐鈞介紹，例如這份報告的第三部分，“我們制作了‘官員形象風險地圖’，把近年來官員形象方面頻發且社會負面影響較大的危機事件，分門別類地概括和羅列出來。如違法犯罪類事件，常見的危機有貪污、受賄、瀆職、致他人死亡、讓他人頂罪等；行政問責類事件，常見的危機包括行為不當、應對不當、作風懈怠等。在社科院藍皮書《形象危機應對報告(官員篇)》中，我們還總結出了分類別的官員形象風險地圖，并且逐年更新。”

　　“這樣做的目的是讓相關部門、官員了解到，官員形象危機的根源在哪里，從而進行相應的制度調整，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唐鈞強調，“我們之所以列舉五類高危群體，也并不是為了去批評某個部門、某個群體。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給他們點小警告，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里，從而自檢自查自開藥方。”

　　同時，唐鈞也為官員形象危機開出了處方：“嚴肅懲治問題官員是克服官員問題的根本。近年來我國政府對問題官員的查處力度不斷加大。但仍然存在惡化官員形象危機的問題。例如：極少數事件查處速度偏慢，懲治力度不足，極少數機關對官員考核不嚴，存在著少數‘邊腐邊升、邊升邊腐’等問題。因此，為了扭轉官員形象的高危風險，我建議，加快處理速度；加大懲治力度；完善日常考核；杜絕信任危機。”

　　此外，唐鈞還表示，妥善的公關是應對形象危機的必要措施。“政府的相關部門要積極回應問題，善于引導輿論，勇于亡羊補牢，提高社會理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