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全家福里的上海人家

　　插圖/顧汀汀

　　進照相館拍全家福，是一件很有儀式感的事情。

　　想想看，全體家庭成員盛裝打扮，齊聚照相館，在攝影師的引導下，互相緊挨著面露微笑，期待留下最溫馨的瞬間。這樣的場面可不經常有。

　　所以，過去上海人拍全家福，要么是春節闔家團聚的時候，要么是有親人即將遠行的時候……總之，每一張照片都有著特殊的意義。

　　我們收集了四個普通上海家庭的全家福。它們分別拍攝于不同的年代，有著不同的拍攝緣由，個人、家庭和時代的變遷都濃縮在了這一張張照片里。

　　這些全家福照片分別拍攝于不同的年代，有著不同的拍攝緣由，個人、家庭和時代的變遷都濃縮在了其中。

　　媽媽帶我們去拍照，寄給馬來西亞的親戚

　　受訪者：張崇信，男，73歲

　　圖片說明：1953年，馮瑞珍一個人帶著七個孩子，拍下了這張全家福。

　　1953年，馮瑞珍一個人帶著七個孩子，拍下了這張全家福。

　　照片是準備寄給亡夫的親戚的。盡管才43歲，她的人生中卻已經歷了足夠多的起起落落。

　　她原本出生在無錫農村。14歲時，在當地教會的幫助下，得以前往蘇州念書，隨后又來到上海的護士學校學習。畢業后，她進入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西人隔離醫院工作，在那里認識了后來的丈夫張化民。

　　張化民從小在馬來西亞沙巴長大，年輕時為了逃婚回到國內，進入李鴻章創辦的天津北洋海軍醫學堂，之后赴英國留學。學成之后，他再次回國，來到馮瑞珍所在的那家醫院擔任醫生。

　　1940年，只身在上海闖蕩的兩個人結婚了。“我的父親母親一個是歸國華僑，一個是農村婦女。如果不是在那個中國劇烈轉變的時期，如果不是在上海，他們的人生軌跡可能不會有交集。”兒子張崇信說。

　　結婚時，張化民帶著和前妻所生的四個女兒，而馮瑞珍帶著姐姐、姐夫去世后留下的三個孩子。隨著他們倆的三個孩子先后出生，家中人丁興旺。好在身為醫生，張化民有著頗為體面的收入，一家人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1947年底，張化民患上肝硬化病倒了。一年半以后，撒手人寰。那段時間，家庭的重擔全部落在了馮瑞珍身上。“我爸爸生病的時候，家里幾乎吃光當光賣光。你想想看，一個女人沒有收入，還要照顧十個未成年的小囡，這個壓力有多大？”張崇信說。

　　解放后，馮瑞珍重新回到醫院工作，依靠當護士的收入苦苦支撐著一家人的生活，過了好幾年才慢慢緩過氣來。恰好此時，丈夫在馬來西亞的親戚和她聯系上了。趁著外地念大學的大女兒、二女兒回來過寒假的機會，馮瑞珍帶著張家的七個兒女拍了這張全家福。

　　照片上，她的目光里透著堅毅。“媽媽當時有很強的成就感。”張崇信說，“她拍這張照片是要給爸爸那邊的親戚有個交待：你看，我把孩子們照顧得好好的，把這個家撐起來了。”

　　照片拍得光鮮，但也有沒被拍到的細節。“其實你不曉得，我穿的皮鞋太舊了，都被我踢得發毛了。”張崇信說，他就是照片上前排最左邊的那個小男孩。

　　對于馮瑞珍一家來說，這張照片彌足珍貴。“從那以后，我們一家人幾乎再沒有全部團聚過。”張崇信說，“因為在這么困難的條件下，我媽媽仍然把九個孩子培養成了大學生，畢業后分配到不同的城市去工作了。”

　　四世同堂，全家福要抓緊拍

　　受訪者：俞穎杰，男，35歲

　　圖片說明：俞家的四世同堂全家福

　　圖片說明：上世紀60年代初，俞家一家五口的全家福。

　　圖片說明：1970年，兒女初長成，全家福上少了參軍去的小兒子。

　　圖片說明：1982年，一家人終于團聚了，兒女們成家立業，還添了第三代。

　　俞穎杰知道，從父親孩提時代開始，俞家就一直有拍全家福的傳統。

　　他自己出現在了1982年的那張全家福上，被“阿娘”（奶奶）抱在手里。“聽大伯伯講，當時阿拉爺（我爸爸）從東北當兵回來了，在安徽插隊落戶的嬢嬢（姑姑）也回來了。全家團圓，大家結婚有了第三代，所以一道拍了這張照片。”

　　照片上，大家穿著那個年代最正式的服裝——中山裝。俞穎杰說：“阿拉大伯伯、爸爸跟嬢嬢正好分別是‘工農兵’，非常有時代特點。”

　　在俞穎杰的印象里，小時候每個周末，爸爸、伯伯和嬢嬢都會帶著各自的小家庭到阿娘家里聚會，大家庭的氣氛很濃郁。“阿娘住在泰興路、新閘路的福康里。阿拉住在醫學院路，爸媽一人一部腳踏車，帶我過去。”他說。

　　一大家人吃好午飯，小孩統統睡午覺，大人們便偷閑去逛附近的南京路。“阿拉小孩有淘伴了，睏醒了就把玩具放在門口白相扮家家，或者在弄堂里竄來竄去，敲人家門。”俞穎杰說，“我記得弄堂里老鬧猛的。阿拉上頭住的是畫家湯兆基，隔壁人家姓沈，是茅盾的親眷。”

　　童年記憶尚未忘卻，轉眼間，俞家的第三代已長大成人，爺爺、阿娘抱重孫了。最近，全家老老小小一齊出動，回到老宅附近，做了一件事：再拍一張全家福。俞穎杰說：“阿拉現在是四世同堂，拍照也要抓緊辰光了。”

　　兄弟姐妹走四方，探親回家拍張照

　　受訪者：顧偉中，女，69歲

　　圖片說明：1970年，顧偉中（后排右二）一家拍攝的全家福。

　　“看到胸前戴的像章，儂就曉得這是啥年代拍的了。”前不久，顧偉中找出了一張1970年秋天拍的全家福。從照片上人的穿著打扮，可以感受到濃濃的時代印記。

　　當時她還是知青，在崇明農場工作。她回憶說，這張照片應該是回來探親，為了紀念闔家團圓而拍的。

　　去崇明農場，是她主動要求的。因為1968年，她和弟弟同時面臨著畢業分配問題。“阿拉兩個一個高中畢業，一個初中畢業。按照政策，肯定要一工一農。”她是這樣考慮的，“我是阿姐，總歸讓弟弟留在上海。”

　　她思忖自己走得早，還算比較明智。“儂假使捱著不去，后頭就要到黑龍江、云南去了。到崇明畢竟是進農場，不管哪能有18塊工鈿（工資），自己的生活可以負擔了。”

　　在顧偉中的印象里，80年代以后，全家人就很少特意進照相館拍照了。也難怪，全家福意味著闔家團圓。每當有親人遠行，或是回來團聚的時候，人們才更容易想到拍攝這樣一種有儀式感的照片。

　　她手邊還有幾張家庭照片，也是六七十年代在照相館拍攝的。其中有一張是和大家庭里的表兄妹，專為“復刻”兒時照片而拍的。

　　“阿拉表兄妹從小一道長大，住在爺爺造的石庫門房子里廂。小辰光，爸爸領阿拉最大的七個小孩，在人民公園拍過一張照片。”她說。

　　照片上的表兄妹們和顧偉中一樣奔走四方。“有個表妹跟我一道去崇明農場。一個表弟支援小三線建設，去了安徽。還有一個表弟68屆初中畢業，到云南插隊落戶去了。”1969年春節，趁大家回滬探親的機會，在照相館里又“復刻”了一張童年照。

　　周阿姨的心愿

　　受訪者：周美麗，女，66歲

　　圖片說明：1994年拍攝的全家福，周美麗為中間一排右五。

　　66歲的周美麗有個心愿，那就是把全家人聚到一起，再拍一張全家福。

　　她一直珍藏著22年前拍的那張全家福。“正月十二拍的。”她記得拍照的日子，“臨時想起來，上半日（上午）決定，下半日（下午）就拍好了。”

　　那年母親84歲了，正月十五是她的生日。“阿拉兄弟姊妹七個人，我最小，上頭有四個阿哥，兩個阿姐。我8歲辰光爸爸就過世了。姆媽跟大阿哥、大阿姐把阿拉帶大，老不容易的。”周美麗說。

　　春節是難得家庭團聚的日子。過去，上海人哪家沒有一兩個子女在外地呢？“當時，小阿哥已經從黑龍江回來了。我插隊落戶去安徽，留在那邊工作，春節是回來探親的。二阿哥在四川搞地質勘探工作，那年他女兒娟娟剛剛養好小囡，帶了老公、小孩到上海來。”

　　正月十二那天，周美麗在姆媽家，跟大侄女聊起來：娟娟難得來一趟，過好年就要走了。姆媽八十幾歲了，將來碰頭機會老少的。她馬上過生日了，不如大家拍照留個紀念吧？

　　“阿拉兩個一拍即合，快點去喊這個喊那個，老激動的。”周美麗回憶說，“有的是打公用電話喊的，有的是特意跑過去喊的。半天辰光基本上都來了，就是噶快。因為阿拉兄弟姊妹關系比較好，又正好是過年辰光，一喊就喊到了。”

　　那張全家福拍完沒多久，在安徽待了26年的周美麗終于回到了上海。“其實我在那邊工作蠻好的。但是柏萬青不是一直講嗎？她已經做到副縣長了，也要回上海。就是這種情況。”

　　母親87歲的時候去世了。這些年里，周美麗時常會把那張全家福拿出來看看。照片上，祖孫三代二十九口人濟濟一堂。“每趟看到這張照片，我會想起來老多事情。”她說，“我有多種情結在里廂，跟姆媽的情結，跟阿哥、阿姐的情結，跟下一代的情結……我在安徽，姆媽過來跟我生活了交關（很多）辰光，幾個阿哥也經常來看我，幫了我交關忙。所以我蠻看重這個家庭的，一直想再拍一張全家福。”

　　只是如今，要把大家全部召集起來，并不容易。“姆媽在的辰光，她是主心骨，阿拉等于只有一家人家。現在姆媽不在了，阿拉自己的小孩全部成家立業了，拍這張全家福，等于是要把許多家人家喊過來。”小阿哥道出了家庭結構的變化。

　　阿哥們給小阿妹周美麗支招：索性讓小輩出面張羅。“我兒子在下一代當中總算還有點號召力。他一個個電話打過去：儂是不是阿拉周家門的子孫？這么一講，大家都去了。”三阿哥說。

　　這一次拍全家福，大阿哥坐在了中間的位置。“阿拉爺過世的辰光，姆媽沒有工作，都是靠大阿哥一邊讀書，一邊養阿拉。”周美麗說，“大阿哥今年85歲了，身體不大好。問過他幾次，他堅持說要拍。那天是幾個人把他抬到照相館的。他相當于阿拉的家長。”

　　相隔22年，兩張全家福記錄了一個大家庭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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