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倒垃圾并非頑癥，如果涉及的監管部門都能盡職盡責，并調動全民監督，足可將其扼殺于萌芽之中。故此，我們既要長遠的制度防范，也應該有即時的監督利器。

　　巨量的垃圾在長江口“漂流”，借力漲潮，登陸江蘇太倉和上海崇明島——這是今年初以來沿岸漁民發現的異常情況，大量垃圾并非來自上游城市，而是歸屬100多公里外的浙江嘉興。記者發現，垃圾不僅侵蝕沙灘和蘆葦地，還威脅到附近的上海自來水水源保護地東風西沙水庫。

　　又見以鄰為壑，把長江當成垃圾場。去年5月，上海生活垃圾被偷倒至無錫市境內，嫌疑人徐某等4人日前在一審中分別獲刑一年六個月至一年九個月不等。據統計，新環保法實施以來，截至今年8月，各級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破壞環境資源犯罪9693件約1.4萬人。從這個角度看，長了“牙齒”的新環保法正在發威，但為何杜絕不了偷倒垃圾現象？

　　“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新鮮垃圾上岸”，一名太倉市民如是說。如此頻繁，究竟還算不算偷倒？附近市民能看到的情況，監管部門有沒有看到？治理偷倒垃圾亂象，恐怕不能光指望司法機關在末端發力，判幾個人，還得環保部門筑牢“堤壩”，起碼要多巡查多預防，起碼不能讓偷倒者那么容易得逞。記者能看到，并查出了子丑寅卯，監管部門更要守土盡責。

　　此外，還要探討偷倒垃圾何以常態化？處理垃圾耗時耗力，還需要場地，一倒了之多省事，這大概是偷倒者的邏輯。而在這背后，存在兩種沖突。一種是垃圾圍城與無力處理的沖突。當前，城市產生的垃圾越來越多，可很多城市的垃圾處理能力卻已飽和。另一種是迫切需要多建處理廠和民眾反對的沖突。比如，今年4月，海鹽縣政府發布垃圾焚燒廠項目選址通告，卻因選址問題引發了群體事件。

　　兩種沖突實際上可歸納為一點，即如何提高垃圾處理能力？這就需要政府與民眾實現良性互動。如果沒有履行法定程序，也沒有充分尊重民意，強行建廠勢必遭到民眾反對。同時，民意又是多元化的，即便所有程序都履行完畢，也可能仍有人質疑。對于這種情況，政府部門在疏導的情況下，更須強化監管，最大程度降低垃圾處理廠可能帶來的種種問題，提升公眾的信任度。

　　我們常說，“垃圾是放錯位置的資源”。據報道，德國已不再直接焚燒垃圾，而是積極推廣新一代生活垃圾處理技術，通過各種機械、物理和生物處理手段，對垃圾進行精細分揀和再利用。整個垃圾處理過程，幾乎能把普通生活垃圾中90%以上的有價值物質再回收，實現了垃圾資源利用率的最大化。我們目前也在推進垃圾分揀與再利用，但不夠精細，向發達國家看齊，尚有不短的路要走。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是，即便建造了足夠多的垃圾焚燒廠，或者對垃圾進行了足夠分揀，但仍有一些不法之徒，在畸形利益驅使下內外勾結，偷倒垃圾。這就需要提高其違法犯罪成本——正如有網友所稱，在水源地倒垃圾與投毒有什么區別？

　　偷倒垃圾并非頑癥，如果涉及的監管部門都能盡職盡責，并調動全民監督，足可將其扼殺于萌芽之中。故此，我們既要長遠的制度防范，也應該有即時的監督利器。把垃圾資源化，化腐敗為有用，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之道。（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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