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高墜身亡 留下爭端一串家長與物業 看護人與公司 責任到底怎么分？

　　12歲女孩胡某跨出自家閣樓的窗戶，走上樓頂的平臺，接著墜樓身亡。媽媽王某將開發商告上法庭，認為由于設計上的缺陷，使得孩子非常容易進入天臺，且天臺并無護欄等任何保護設施，最終導致墜亡，因此索討各項損失共計139萬余元。

　　此前不久，另一起孩子墜亡案件已在北京二中院開庭審理。一位年輕媽媽帶著兩歲7個月的女兒前往一家公司應聘，面試時孩子交給朋友也是該公司員工的郭某照顧，不料，孩子玩耍中從四樓樓梯的縫隙中墜地身亡。

　　同是孩子墜樓，家長、物業乃至與此有關的各方，到底誰該負責誰不該負責，建筑物從樓梯到天臺的設計，是否必須要考慮到幼兒們的各種不確定因素？孩子遭遇的悲劇，應該給我們敲響哪些警鐘？

　　案例 1

　　12歲女童天臺墜亡 無護欄成家屬追責重點

　　今年4月17日，家住順義某小區的女子李某霞的天塌下來了。她12歲的女兒從自家閣樓的窗戶跨出，走上外面的樓頂平臺，從14層高的樓頂墜落身亡。現在沒人能準確地知道她為什么要跨出窗戶，更沒人知道孩子是怎么摔下去的，李某霞知道的是，身患糖尿病已無法再生育的她，在這一天，失去了唯一的孩子。

　　房子的業主是李某霞的姐姐李某燕。自從2014年交房，姐妹倆帶著孩子胡某一直住在這里。在起訴書中，原告提到，自家閣樓外側就是天臺，打開窗戶就可以進入。天臺臨空之處沒有任何諸如護欄之類的保護設施，就算是大白天，也一樣存在墜落的可能。但即使如此，開發商向小區業主發放的《裝修須知》中也明確提及“禁止安裝外護欄”。李某霞認為，根據住宅設計的相關國家標準，“外廊、內天井及上人屋頂的臨空處，6層和6層以下的欄桿凈高不能低于1.05米，7層及以上不得低于1.10米”。此外，護欄必須采用防止兒童攀登的構造，垂直的欄桿間距不得大于0.11米。顯然，這個樓頂的設計，并不符合強制性國標。

　　李某霞認為，正是因為設計施工上的問題，導致了孩子墜亡，開發商應為此承擔責任。

　　庭審當中，被告方開發商的代理律師完全否認本方在這起悲劇中存在責任。開發商在事發后也曾進行了現場勘查，確認這個地方只有從窗戶爬出去才可到達。“死者已經12歲了，屬于限制行為能力人，如果不是故意跳出去的話，不會造成死亡。”律師同時認為，依據設計規范，天臺并不屬于必須安裝護欄的范圍。“這個天臺，在入住合約當中已經寫明屬于‘非上人屋面’，這個位置屬于公用設施，本來就是不允許上人的。”

　　對此，原告一方表示，是不是“非上人屋面”，不是通過入住合約就確定的，首先要看天臺的功能、出入便利程度。“如果是非常輕易就可以上去的地方，卻定義成非上人屋面，不能說服法庭。”原告稱，這個天臺一直有人利用，有人晾曬衣服，有人種草、養花、養鴿子，開發商說它是“非上人屋面”不符合實際。

　　在庭審中，被告一方提及，胡某在墜樓之前，其母督促孩子寫作業時，曾批評她玩手機。“她的大姨也因為孩子說謊打過她一次。她是小學生，已經有行為上的意識了，若不是自己要從窗戶爬出去，也不會導致墜樓的結果。”原告當即反駁說，孩子性格開朗，只是不愛寫作業，在學習上有惰性。她為此被批評也不止一次，并非是因為突然遭受批評而想不開。“被告的推理不嚴謹。”

　　由于被告一方拒絕調解，此案將擇期再審，法院也將直接組織雙方進行現場勘查。

　　案例 2?

　　臨時看護人疏忽 幼童從欄桿縫隙掉出

　　僅僅兩歲7個月就告別人世的于某更令人唏噓。該案在北京二中院二審時，法官當庭播放了事發時的錄像，旁聽席上不斷傳出心痛的失聲驚呼。

　　這一慘劇發生在去年2月29日。監控畫面中，兩歲多的小姑娘沿著樓梯從三層蹣跚著攀爬到四樓，看上去正玩得高興，在四樓樓梯欄桿處，她的小身體從欄桿縫隙處向外挪動，電光石火之間，突然消失不見了。短短幾秒之內，從三樓沖上來一名女子，驚慌地朝下張望。

　　一審法院查明，去年2月29日，孩子的母親于麗接受了自己的朋友、太平人壽保險公司業務員郭某的邀請，帶著孩子前往位于大興金苑路金融大廈的保險公司面試。在此期間，孩子交由郭某照管，卻不慎發生意外。一審法院認定，大廈的產權人和管理人多元電氣公司、保險公司和郭某分別承擔40%、30%、20%的責任。孩子母親于麗承擔10%責任。這三方均表示不服，上訴至北京二中院。

　　庭審中，三方認為，自己這邊或是根本不該承擔責任，或是即使承擔，也不該是這個比例。產權方說，作為一個金融大廈，租客們基本全是金融類的公司，沒有餐飲類，沒有讓孩子玩耍的地方，本就不是孩子該出沒的地方。況且家長帶著孩子進來，誰能想到竟然出現照顧不周的情況？

　　郭某的代理人則表示，郭某的行為是職務行為。“招聘是郭某的工作職責，幫著應聘者帶孩子，也是為了她能更好地進行面試。”但這一點立即遭到保險公司的反對：有誰指示你去帶孩子了？保險公司代理人表示，公司確實有責任，孩子當時跟母親來參加面試，公司應該及時勸阻。但事發處是大廈的公共區域，已經脫離了保險公司承租的范圍。同時，員工郭某確實有招聘業務，但是公司并沒有授權她，讓她允許應聘者帶著孩子來，也沒有授權她去看護孩子。

　　在法庭辯論階段，上訴方多元公司代理人提出了一個細節：孩子母親于麗曾經在和自己的朋友、保險公司業務員郭某的短信里說，當天孩子應該去幼兒園，但是孩子鬧著不想去，她也就沒讓孩子去。“這就說明，本來她是有條件將孩子送到幼兒園的，但是她沒有，在面試過程中，她也看見郭某帶著孩子在樓道里玩耍，她本人應該是有監護責任的，但是她沒有盡到義務。”

　　于家的代理人在法庭辯論中說，這個大廈是公開場所，于麗帶孩子進入的時候，各方都沒有阻止和提醒。她本人是不可能知道這座大廈存在安全隱患。她進入大廈，并沒有過錯。于和郭是朋友，郭有育兒經驗，又是保險公司員工，在她幫助看孩子的時候，手頭也沒有其他工作。這些怎能成為一個孩子媽媽不負責任的說辭？“孩子死亡后，于麗的精神崩潰，可能一輩子都不能恢復。”

　　目前本案二審尚未宣判。

　　剖析

　　涉及眾多法律

　　責任劃分

　　是最大焦點

　　記者庭后回訪了位于大興的金融大廈。這里的樓梯寬2米左右，扶手間空隙用有機玻璃擋住。據在這里租用房屋的公司工作人員介紹，去年的孩子墜樓事件發生后，樓梯扶手間的小縫隙也都被擋板擋住。

　　是不是商業樓宇的樓梯設計都需要在細節上如此小心？記者選擇兩處兒童教育機構集中的商業中心觀察。在望京方恒購物中心，內天井面積巨大，二層和四層有大量兒童教育機構，從學齡前至小學高年級的孩子隨處可見。記者注意到，內天井周邊護欄同樣全部被有機玻璃封閉，相關提示也較為醒目；在崇文門附近的新活館，內天井和電梯旁臨空位置上，有機玻璃擋板比金屬扶手高出約30厘米，且醒目的提示牌每隔數米就懸掛一面。

　　對于于某墜亡案的一審判決，北京市易和律師事務所李軍律師認為，按照二審庭審中的各方說法，郭某的行為應當屬于職務行為，她所承擔的20%的賠償責任，若能確定為保險公司一并承擔似乎更為理想。當然，她在整個事件中所應承擔的責任非常清楚，正是因為她的疏忽才導致了孩子墜亡。保險公司在履行了賠償責任之后，理所當然可向她追償。“產權單位被判應承擔40%責任，我個人認為是合適的，產權單位以‘我是金融大廈，沒有餐飲和幼教’的理由忽視安全設施的說法存在一定問題。沒有哪條法律會支持‘金融大廈蓋起來了，孩子不能進’的說法。”

　　康達律師事務所韓驍律師說，在天臺墜樓案中，可能的責任主體包括監護人與房屋出賣機構。根據庭審中的信息，可以發現孩子的母親在履行監護責任上有瑕疵，放任孩子打開窗戶去天臺。不過考慮到孩子已經12歲，對于一般的事物已經有了自己的判斷能力，因此在責任分配上，孩子的母親可能會較輕一點。房地產公司一方，盡管在房屋買賣過程中合同未對天臺等樓房共有部分作出約定，但依據法律規定，天臺屬于建筑物區分所有權部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規定，房地產公司對天臺的安全標準具有保障的義務。根據《合同法》，建筑物存在不符合質量標準的情況構成侵權或者違約責任，應當賠償。”

　　李軍律師認為，兩起案件有頗多的共性，如侵權責任的如何劃分、建筑國標是否適用等。“設施上是否齊備，當然是法官最后確定責任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即使設施符合要求，開發商、產權人一方是否進行了足夠的警示，也同樣會對最終承擔責任的比例產生巨大影響。比如孩子天臺墜亡案當中，開發商或物業是否在小區內有明確的警示標志，禁止居民登上天臺，都將是法官考量的內容。”

　　(兩案死者家庭成員均為化名)

　　本報記者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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