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德斌

　　職業打假人帶著公證員購買10箱茅臺并封存，隨即以假冒產品為由將銷售者訴至法院，要求退賠購物款并10倍賠償。法院審理后認為，購買者為職業打假人而非消費者，故駁回購買者10倍賠償的訴求。購買者上訴后，二審法院認為，職業打假人以法院為工具，浪費司法資源，駁回其上訴維持原判。（1月7日《北京青年報》）

　　從職業打假者的做法來看，其帶著公證員購買茅臺打假，確實是有備而去，說明已掌握商家售假行為，目的就是通過打假來牟利，而茅臺廠家的鑒定結果也證實了，職業打假者所購買的茅臺酒均為假貨，這是一起成功的職業打假案例。可是，在進入司法索賠的階段，職業打假人卻遭遇到法院的“誅心論”，被認為其是打假牟利、浪費司法資源，而駁回10倍賠償的訴求，顯然這是不公正的裁決，不利于打假，反而是對制假售假者的縱容。

　　眾所周知，我國消費侵權現象非常嚴重，其中制假售假占了很大比例，但消費者維權手續繁瑣、維權成本過高、賠償過低等現實因素限制，令消費者在遭遇假貨侵害時，難以獲得滿意的維權結果，往往采取放棄來處置。而之所以如此，則跟法律對制假售假的處罰力度太低，缺乏集體消費訴訟制度，對職業打假行為支持不足等有關系。

　　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中對于假貨的規范散落在多部法律中。《刑法》對制假售假者的立案標準是售假金額必須達到5萬以上；《產品質量法》中對制售假冒偽劣行為處以沒收違法產品，并處以貨值3倍以下罰款。而且，《產品質量法》誕生于1993年，時間過去24年之久，罰款標準仍停留在5萬元標準，相比制售假者獲得的暴利，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據阿里巴巴披露數據：2016年全年，共排查出4495條銷售額遠超起刑點（5萬元）的制售假線索，截至目前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經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僅33例，比例不足1%。已判決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緩期執行的有37人，比例高達79%。

　　相比之下，美國聯邦法律規定：制假售假初犯者將面臨10年以上的監禁，重犯者將面臨20年以上監禁和500萬美元的罰款，因假貨造成死亡后果的個人將會被終生監禁；對于公司處罰就更加嚴厲，罰金高達1500萬美元。顯然我國對制假售假者的處罰太過輕微，根本達不到震懾力。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打假亦有涉及，但側重于對消費者的補償，而非懲罰性賠償。2014年最高法曾經出臺相關規定，對于職業打假人比較有利，近年來食品藥品領域中職業打假人的訴求，大多得到了各地法院的支持。而此次法院對“茅臺職業打假案”的裁決，顯然背離了最高法的相關規定，亦是一種倒退的做法，不利于職業打假，反令制假售假者受益，讓人非常難以理解。

　　職業打假隊伍里魚龍混雜，確實有部分人借著打假而“黑打”，對于此類行為不應支持，反而要依法處罰。在我國消費者維權環境未能得到有效改善之際，職業打假人的存在，實際上是一種代替性的維權方式，應允許其合理存在，并通過改善消費維權令其自動失去市場。至于浪費司法資源一說，更是緣木求魚的無稽之談，司法不能有效保護消費者，對消費侵權打擊不力，放縱制假售假行為，才是最大的司法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