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經常有人感嘆，近年各國難以選出卓越領導人。一些人在當選國家領導人之前就飽受爭議，當選之后又沒有像樣政績。這背后與歐洲政黨格局變化有關。

　　近年來，歐洲國家政黨格局發生很大變化。戰后長期執政的中左、中右政黨的支持率持續下降，新成立的一些政黨力量明顯增長。比如，意大利2009年成立的“五星運動”和西班牙2014年成立的“我們能”這樣的新政黨，均已成為該國議會中的幾大政黨之一。法國國民陣線、德國另類選擇黨這樣的右翼民粹政黨也對主流政黨產生不小沖擊。此外，一些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政黨在一些國家已上臺執政，給歐洲一體化帶來反對力量。激進政黨和右翼政黨的壯大，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國家在階級矛盾、族群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發生的，這些非傳統的政黨力量通過選舉或其他政治渠道，已經對歐洲國家的經濟社會政策產生影響。

　　原本二戰后多數歐洲國家形成了中左、中右兩大政黨或政黨聯盟輪流執政的“鐘擺政治”格局。兩類政黨各有自己的支持者，在競選中爭奪的重點是位于中間的搖擺選民。隨著歐洲中產階級數量不斷增加，中間選民對誰能上臺執政的影響越來越大。為迎合這部分選民，歐洲中左和中右政黨在競選和執政過程中，普遍采取中間化策略，這導致政黨之間的政策差異越來越小。這本來是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一種正常現象，但時間長了，這種模式逐漸僵化，失去變革的動力，結果使選民出現政治冷漠和政治偏激并存的情況。

　　由于執政黨之間的政策趨同，很多選民認為誰上臺都一樣，對投票逐漸失去興趣，造成歐洲國家各種選舉的投票率持續下降。在選民政治熱情相對較高的法國，2017年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率為77%，相比2012年下降2.5%，比2007年下降6.7%。2017年德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為76.2％，雖高于2013年大選時的71.5％，但仍低于同年法國總統選舉的投票率。與法德相比，英國的投票率更低。2015年，英國大選的投票率僅為66%。18至24歲英國青年選民的投票率近十幾年來更是一直徘徊在40%左右。即使是2016年6月的脫歐公投，英國選民的參與率也不過72%，表現出選民參政熱情的低下。

　　另一方面，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歐洲國家經濟增長乏力。主要執政黨采取一些措施以增強經濟活力，比如削減公共開支、放松勞動市場管制、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轉型等。但這些改革并沒有給中低收入選民帶來實際利益，他們的不滿情緒在增加。與此同時，難民問題開始困擾歐洲，歐洲國家族群矛盾日益尖銳。受歷史傳統和現實體制多重制約，傳統的主流政黨不敢公開對外來移民采取嚴厲限制性措施。這引發很多選民的不滿，為民粹政黨在歐洲發展提供了社會土壤。

　　從政黨自身來看，激進政黨和右翼政黨比傳統政黨采取更加靈活的組織形式，充分利用社交媒體進行政治動員、促進政治參與、組織政治行動，其行為模式與傳統政黨有很大不同。例如，意大利“五星運動”就否認自己是政黨，聲稱沒有資金、組織、意識形態、辦公地點，主要靠創始人喜劇明星格里洛通過社交媒體呼吁支持者投票。“五星運動”的宗旨包括水資源公共化、可持續交通、可持續發展、免費上網和環保主義等，同時具有反歐洲一體化和反移民色彩，對中下層選民尤其是青年人有很大煽動性。從這一點來看，歐洲激進政黨和右翼政黨壯大是歐洲民眾對國家現狀不滿的一種表現。

　　歐洲政黨格局的變化給歐洲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帶來深遠影響，這其中就包括很難產生深孚眾望的領導人。主流政黨連順利上臺執政都變得更加困難。比如，2017年德國議會選舉中，聯盟黨雖保住議會第一大黨位置，但得票率大為下降，組閣遭遇困難。不久前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才就組成大聯合政府達成初步共識，為破解持續3個多月的組閣僵局帶來希望。其他國家主流政黨也同樣受到激進力量的沖擊，人們期盼產生一個執行力強、內部更為統一的政府，而實現這一點的難度卻在加大。

　　在僵化的選舉體制下，歐洲國家的政治家們變得更為保守。因為怕流失選民，少有政治家敢于執行鮮明、堅定的政策主張。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曾說，每個歐洲領導人都知道應該如何改革，但是誰也不知道改革之后如何再次上臺。對歐洲主要執政黨來說，靠“中庸政策”上臺實屬無奈之舉。現在，激進政黨和右翼政黨的一些主張強化著人們反開放、反一體化的傾向，迫使主要執政黨更加謹小慎微。

　　歐洲政黨政治的這一狀況，對內制約著國家的經濟與社會改革，對外限制著國家采取開放政策，進而影響這些國家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在世界格局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歐洲傳統政黨與新興政黨將何去何從，值得人們關注和思考。

　　（作者田德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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