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青年慣于安逸樂而忘返，對此，楊善集認為：“在莫斯科，真有許許多多的新建設、許許多多的新社會現象，特別是在‘東大’那里讀書的朋友，有些頗有樂而忘返的傾向。然而這個新社會的射影，不過給革命青年以一種暗示，對于革命人生觀，有相當幫助。要完全在那里去確定革命的人生觀，將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需要的。試問在安穩的生活當中，能養成一個奮斗的革命人生觀嗎？不能來與污濁社會奮斗的人生，有什么用？”
楊善集最后說：“我不是說你們在莫斯科沒有益處，但不要久留。要在實際工作中去學習列寧主義。只有這樣，才能學到真正的列寧主義，與革命的經驗，去鞏固革命的人生觀。也只有這樣，才能夠紀念列寧主義！”
在1927年初，這樣的表述，在黨內，在理論研究領域，可謂石破天驚！
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黃振位認為：“在中共創建初期，在黨的理論準備不足和實踐經驗欠缺的條件下，楊善集能提出體現馬克思主義內涵的獨到見解，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這不僅對革命青年如何學習掌握馬列主義，而且對如何靈活運用馬列主義都具有指導作用。完全可以說，楊善集是中共黨內提出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先導者之一。”
陶季邑、林鴻范、陳錦愛等多位粵瓊學者及黨史專家，也對這封信閃爍的思想光芒贊嘆不已。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敢于質疑權威堅持真理，瓊崖“三大旗手”一脈相承
邢詒孔曾經形象地把對瓊崖革命武裝斗爭“二十三年紅旗不倒”發揮關鍵作用的楊善集、王文明、馮白駒稱為“三大旗手”。
“84年前，楊善集就敏銳地意識到不能照搬蘇聯經驗和列寧主義，而應該將蘇聯經驗、列寧主義與中國、與瓊崖的革命實踐相結合，擯棄本本主義，敢于質疑權威堅持真理，這三位旗手一脈相承！”邢詒孔說。
邢詒孔有鮮活的例子。1927年9月楊善集犧牲后，王文明接過紅旗。他幾上幾下，無怨無悔，但對戰斗策略卻保持著異常清醒的頭腦。1928年年底，時任瓊崖特委書記黃學增執行中共廣東省委“城市中心論”的“左”傾指示，將特委機關遷往海口，對此王文明持保留意見。當年12月，黃學增率特委機關遷入海口，王文明率領130多名紅軍和部分赤衛隊、瓊崖蘇維埃直屬機關等共600余人，向母瑞山轉移，開辟母瑞山革命根據地。
1929年2月、7月，特委機關兩次被敵人破獲，主要領導人全部犧牲。如果當年王文明不是堅持從瓊崖革命的實際出發，而是呆板地執行上級命令，“二十三年紅旗不倒”的歷史可能就此改寫。
邢詒孔告訴記者，在王文明之后擔任瓊崖黨組織領導的馮白駒同樣如此：1946年8月和10月，廣東區黨委兩次派人抵瓊傳達指示，認為全面內戰爆發后瓊崖斗爭將更加艱難，要求瓊崖總隊主力撤往越南。馮白駒從斗爭的實際出發，懷疑指示的正確性，認為強行“南撤”可能將全部力量丟在海里，而緊緊依靠群眾堅持孤島斗爭，是可以堅持下去的。他建議暫不執行指示，待后向中央請示。與中央的電訊聯系接通后，毛澤東肯定了馮白駒的意見。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敢于質疑權威堅持真理，瓊崖革命先驅們的優秀品格，與1978年開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一樣，令人長久敬仰。
（編輯：謝軍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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