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浙江、湖北教育部門對外公布，隨遷子女從這個月開始，可在學籍所在地教育考試機構現場報名，參加2013年當地高考和錄取。這標志著兩省“異地高考”方案進入具體實施階段。而從去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門《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意見》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有關方案“原則上應于2012年年底前出臺”開始，伴隨著“教育部喊你交‘答卷’”的輿論呼吁，各地年底前密集出臺的“答卷”有的已開始落地實施，少數西部省區還未出臺，而北上廣等地區或為過渡方案、或實施時點后延，并均提出了較為嚴格的父母居住就業年限、社保、學籍等要求。
“異地高考”落實難，難在平衡隨遷子女考生和本地考生利益，難在增加的教育資源誰投入，補充招生指標怎樣落實。公眾在贊賞各地方案帶來“落實教育公平”希望的同時，更關心上述難題的解決有了哪些進展，飄在空中的“答卷”距離落地還有多遠？為此，本報記者走訪了中東西部一些地方深入調查，并與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談松華等專家共同探討。
補充高中教育資源，錢從哪兒來？
梳理各地出臺的“異地高考”方案可以看到，對于外地生源流入比較多的地區，政府部門在方案中都明確提出，進城務工人員是當地現代化建設的生力軍，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都表示，在解決隨遷子女教育和參加升學考試等問題上存在相當大的困難和壓力。
廣東是全國進城務工人員第一大省，隨遷子女眾多，教育資源承載能力不足。廣東省教育廳有關負責人介紹，據統計，廣東2012年義務教育階段外省戶籍學生188.1萬人，占全國的1／6。隨遷子女80%以上集中在珠三角地區，按現有學生測算，僅珠三角地區就將至少增加200多所初中和高中，新增各類學校所需的土地、師資、投入等，是廣東難以承受的。而如何解決高中教育承載力的問題，廣東目前沒有明確措施。換言之，即使在2016年符合異地高考廣東報名條件，也可能出現在當地沒有高中可讀的問題。
福建允許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高考后，估計每年約有1.7萬名隨遷子女在福建就讀普通高中，約有4250人進入一級達標高中。從全省來看，學位余額總體上基本能滿足隨遷子女就學和升學需要。但這些學位余額大多集中于沿海福廈泉以外的地區，隨遷子女數量較多的區域學校的容量與在校生相比已接近飽和，個別地區現有學校已無增招空間。如廈門市中心城區的初、高中容量分別為6.80萬人、4.08萬人，而初、高中在校生人數已分別達6.88萬人、4.02萬人。當地教育部門負責人表示，隨著隨遷子女高考、中考政策的全面放開，預計今后隨遷子女人數增長幅度將高于正常年份，特別是在優質高中資源不寬裕的地區，過多的省外隨遷子女流入會對當地學生升入優質高中機會造成影響。
新建一所普通高中，師資、校舍以及一系列配套，所需不菲，這筆錢應該誰來出？
對于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經費保障，國務院和各地政府都曾明確提出，要把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列入輸入地教育經費支出，按財政預算內義務教育經費標準，及時足額向接收隨遷子女的公辦學校和購買服務的民辦學校撥付辦學經費。中央撥付的專項獎勵資金要用于隨遷子女較多的地區和學校。高中階段不在義務教育范圍內，但隨遷子女要在流入地獲得高中學籍才能在當地高考，教育資源不足的矛盾如何解決？北京教育部門提出，“盡可能地通過增加教育資源來緩解升學壓力。”福建教育部門表示，會加強對城區教育布局的整體科學規劃，擴大城區中小學辦學容量，適當增加高中階段學校招生計劃，進一步滿足隨遷子女教育需求。
但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除了這些宏觀表態，類似“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經費保障”的明確思路與措施，還沒有進入議程的消息。
錄取指標：手心手背都“傷不起”
與教育資源承載力差異并存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高考錄取指標的地域差異。本地生源升學率是教育權益，隨遷子女在當地高考也是教育權益，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傷不起”。這不是錢能解決的事情，但它像中樞神經一樣，牽動著各地各個家庭的“算盤”。
雖然目前全國高考的總體錄取率已經大幅提高，但本科招生指標尤其是重點高校在很多地方仍顯“僧多粥少”。而落實“異地高考”方案，勢必給隨遷子女較多的省份帶來更多的沖擊。
廣東省教育廳負責人說，每年的高校招生計劃，特別是本科和高水平大學的招生計劃相對不足的情況依然突出。如果全面放開隨遷子女在粵參加高考，廣東高考報考人數將會大幅度增加，優質高校特別是高水平大學在粵招生計劃偏少的矛盾將會更加尖銳，廣東高考考生競爭會更為激烈。此前有廣東媒體報道，要保持廣東目前80%左右的高考錄取率不下降的話，每年要增加15.2萬個招生計劃。而這個缺口無論是省內解決，還是靠省外院校調劑，幾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我國高考招生指標投放一直是動態調整的，除在考生數量等基礎上盡量均衡之外，向高校所在地適當傾斜，向邊遠貧困地區適當傾斜。但由于高等教育資源區域差異大，重點高校招生指標投放在各地也存在較大差異。在總體指標數變化不大、大規模擴招逐漸止步的情況下，要“保障當地高考錄取比例不因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參加當地高考而受到影響”，指標不足的部分哪里來？
為此，也有一些地方提出可“借考”，但各地考卷不同，借考的分數如何算？按成績，試卷不同；按比例，各地教育質量不同，極易引發更為復雜的問題。福建省教育部門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希望教育部、發改委能適當增加優質高校在福建的招生計劃，抵沖外省隨遷子女參加高考所擠占的本科招生計劃指標，避免因本省生源優質高等教育入學機會被擠占帶來的影響。北京市教育部門提出，增加高校招生計劃、提供借考服務等工作還需要國家主管部委的統籌協調以及人口流出地省市的協調配合，如何有效平衡京籍學生和非京籍學生的升學利益，難度很大。
為了“異地高考”方案順利出臺落實，國務院轉發教育部等部門的文件中提出，“對符合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條件的隨遷子女凈流入數量較大的省份，教育部、發改委采取適當增加高校招生計劃等措施，保障當地高考錄取比例不因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參加當地高考而受到影響。”但據記者了解，目前教育部、發改委還沒有相關工作進展的消息發布。
落實“異地高考”，社會管理改革要跟進
在落實“異地高考”的理想和現實之間，增加教育資源投入和錄取指標的難題如何突破？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談松華認為，關鍵在于社會管理改革要同步跟進。
考生流入較多的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教育資源承載的問題。談松華說，隨遷子女的義務教育，國家出臺了政策，要求經費跟著孩子走，各地均較好地解決了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入學問題。高中階段教育是非義務教育，像北上廣等地，隨遷子女數量以數十萬計，不是小的調整就能滿足需求。目前沒有明確的政策要求，各地很難解決財政投入難題，根源在于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社會管理改革滯后。城市化過程中，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的身份沒有得到認定，就無法保障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務。如果明確了務工人員的城市居民身份，享受同等待遇，各地自然必須興建相應數量的學校來滿足需求。
談松華說，錄取指標的難題也緣于此。目前指標分配狀況一定程度上是歷史形成的。新中國成立后新建部屬高校多半都建立在行政部門所在地，比如北京。有一個時期，一些高校搬遷，分流到西北等各地，但是后來又有許多高校搬回大城市。大城市在土地、財政等方面給予高校支持，同時要求高校在招生錄取指標投放上給予“回報”，是長期以來存在的一個現實。比如復旦大學在上海地區的招生指標曾經達到全年錄取指標的一半。后來教育部出臺政策，各重點高校在所在地指標投放不能超過年度全部指標的30％，傾斜狀況稍有好轉。但是對于北京來講，每個高校不超過30％，總體指標數量仍然遠遠超出全國其他地方。現在每年高考指標投放隨人口比例一直動態調整，但并沒有整體性方案。同時大幅度的調整又會影響錄取率，一步到位很難，問題關鍵還是在“居民身份認定”上。
“戶籍制度、社會管理改革不跟進，在外來務工人員應該享受的城市居民待遇沒有清晰之前，教育資源短缺的問題解決困難。”談松華一再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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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鄭克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