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編制后是否還有財政撥款？

　　大家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取消編制后是不是就不再有財政撥款？

　　“當然不是。”胡仙芝給予了否定，“取消事業單位編制，并不改變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提供性質。由于高校、公立醫院的公益屬性，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主體責任不能推卸，只不過是在責任方式和方法方面可以更加多元化、社會化。也就是說，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不再單純地通過控編制、管人頭、管經費等直接的方法，而是可以通過政府采購合同、PPP等多種方式，對公共服務提供進行保障，并對公共服務的質量和產出進行更有效的監管。”

　　但是，國家對高校、公立醫院實施的財政差額撥款政策，如果不按人頭來撥了，具體怎樣撥款？總得有一個標準可以參考。

　　蘇海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接下來就要研究高校、三甲醫院所提供的相應的公益服務值多少錢，國家就應該給撥多少錢，這個額度就跟原來的編制、人頭沒關系了。“比如原來可能給某高校或某公立醫院5000萬，經過測算以后不夠用，不利于改變上學難、看病貴，可能就撥款7000萬。當然，如經研究評估之后，其提供的公益性服務不值5000萬，那就應下降，只撥給4000萬。”

　　他通過《中國經濟周刊》提醒：財政差額撥款一定要解決高校、醫院公益性服務因為取消編制所帶來的跟公益性服務不匹配問題，財政撥款一定要跟公益性服務的實際績效考核結果直接掛鉤，既不能少撥造成高校、醫院缺財政支持去亂創收、亂收費；也不能無限制地撥款，又回到原來的大鍋飯，浪費納稅人的錢。

　　“近年度公益性服務搞得好就相應多撥點，其他年度公益性服務干得不好，就相應地減一點，而不是一個固定的財政額度旱澇保收。”蘇海南特別強調：對高校、醫院的收費應健全法規制度進行規范管理，使其符合市場價值，既不加重學生及其家長和患者的負擔，又不致使高校老師、醫院醫護人員因財政資金加依規創收資金不足以維持單位正常運轉并支付符合市場價格的工資而出現大量人才流失。

　　將在部分城市三級甲等公立醫院率先進行試點

　　對于當前的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李忠介紹，人社部正配合有關部門做好經營類事業單位改革、部分城市三級甲等公立醫院開展編制管理改革等工作。

　　上述表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將率先在部分城市三級甲等公立醫院開展高校、公立醫院取消編制的試點。

　　蘇海南對此給予肯定：“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肯定得有，畢竟這幾個城市高檔次的三甲醫院的醫療資源是供不應求的，一個大夫一天要看幾十甚至上百個來自本地和全國其他地區的病人。”

　　據記者了解，目前，深圳已率先在新建市屬醫院全面取消編制，按照崗位管理模式采取全員聘用，成為全國首個吃“螃蟹者”。

　　2012年，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正式投入運營。從成立之日起，這家醫院跟深圳其他公立醫院相比，出身已是天壤之別：這家由深圳市政府投資，香港大學團隊進行管理的公立醫院，不再有“鐵飯碗”。所有員工不再具有事業編制身份，醫院取消行政級別。

　　編制改革里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待遇，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改革后的待遇如何眾所關注。深圳市醫管中心副主任鄭國彪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港大醫院的薪酬制度充分體現了醫生的勞務價值。醫生的年薪起點是40萬，最高的顧問醫生年薪將近100萬，充分體現勞務價值和技術價值。

　　從薪酬來看，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試點改革無疑是成功，畢竟高校和醫院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他們是重要的人力資本，而目前國家制定的工資標準確實偏低。由于國家財政給的錢不夠，部分教師或者醫生就從其他不合法、不合規的渠道去創收來彌補損失，于是就把這個負擔直接轉嫁到患者和學生家長身上，所以出現了“上學貴、看病難”。因此取消編制后如何保障他們的待遇，讓他們的收入跟所做的貢獻真正相匹配，是一個現實問題。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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